在中国古动物馆，古爬行动物展厅可谓最具人气、最为热闹的展厅之一，展厅中一具颇有特色的恐龙化石标本格外引人注目：它的脑袋呈长方形，拥有细长的脖子和尾巴，前肢短小、纤细，后肢则修长、粗壮……若是了解这具恐龙化石发掘背后的故事，便会在种种感受之余又萌发出一种对科学家理想与使命的传承感，会将一个名字铭记在心。
他就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
从小，杨钟健就跟随父亲在外求学，受到读书向上、教书育人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杨钟健自小受到了系统化的教育培训，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来又转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就读，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古生物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近代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杨钟健更是秉承其父亲“德厚教深”的高贵品德，对他人的悲喜、国家的命运充满关注与共情，一生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所学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杨钟健的家国情怀贯穿其一生，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和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的精神，从他的诸多诗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在1923年赴德国留学以后，他写道：“国为哀不扬，舌亦失自由。到处遭白眼，泪向天涯流。”面对这样的遭遇，他写道：“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此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1928年归国后，他满怀期待地写道：“数年来异域为客，今幸已重回归地。”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他写道：“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效心。”抗日战争时期，在学校南迁昆明、科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杨钟健坚持科研、鼓励大家保持信心，写出“三年苦斗亦堪伤，多少士兵死战场，愧我书生无寸铁，龙玩骨石在后方”的诗句……
“埋地知有千万载，今朝掘君喜相逢”
在北大求学时，杨钟健就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共同组织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1927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1928年2月，杨钟健应翁文灏之邀返京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杨钟健在此开启了全新的科学研究生涯。
翁文灏邀请杨钟健回国工作与当时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国际形势都有密切的关系。1918年，仰韶文明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在周口店周边发掘化石，于1923年、1926年发现了两颗牙齿，并于1926年瑞典王子访问中国时公布了在中国发现了距今50万年的古人类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1933年起，杨钟健开始转向古爬行动物化石研究，特别是恐龙化石的研究，他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山西首次发现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在宁夏、新疆等地发掘出中生代后期恐龙化石，开创了中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一系列研究成果说明了地质历史时期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证实大陆漂移假说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诸多成果中，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属许氏禄丰龙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1937年，中华大地硝烟遍布，杨钟健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要他去日本“讲学”的要求，毅然南下辗转到昆明，主持云南禄丰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杨钟健带领研究室南迁至昆明郊外的瓦窑村，为躲避战火，他们在一座破败的关帝庙中顽强地展开工作，其科研环境的简陋在杨钟健的诗中也有体现：“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杨钟健鼓励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要向前看，这样个人命运、学术研究、国家前途就都会有希望。
在坚持不懈的研究下，杨钟健、卞美年在云南禄丰的科学考察中注意到当地人家的油灯是使用了脊椎骨化石的“龙骨油灯”，并在当地人收集制作油灯材料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古生物化石，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禄丰蜥龙动物群。其中的一些化石经辨认研究后认定是某种恐龙的化石。
随着研究的深入，1941年杨钟健、卞美年发表《中国古生物志 许氏禄丰龙》，禄丰成为世界上研究早期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标准化石地点和经典案例。许氏禄丰龙既是中国人独立寻找、挖掘并研究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也是战火纷飞中所做出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的极佳体现。
为了纪念许氏禄丰龙这一历史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发行了纪念禄丰龙发现20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首个登上邮票的恐龙，可以说许氏禄丰龙是真正的中国“第一龙”。
1944年，杨钟健确定了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因而后移了哺乳动物的最初出现时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爬行动物的各个门类和方面，填补了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杨钟健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1956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苏联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国外会员；1975年被选为英国林奈学会会员；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的巨幅相片与达尔文等悬挂在一起，彰显着他在古生物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更应努力再钻研，还有奇物待发现”
杨钟健对祖国古生物事业的热爱，不仅体现在他忘我的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对科学传播事业的热忱和奖掖后学的精神中。
杨钟健是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拓荒者，不仅参与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还从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起一直担任馆长职务，对地质教育、科学博物馆事业有极大的关注和贡献。他热衷于将地质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势》《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新生代研究的展望》等均对古生物学的普及作出重要贡献。据杨钟健的许多后辈学者回忆，他的重大心愿之一，就是建立国家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但这一心愿的实现还需要后辈的共同努力。
杨钟健还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建制化发展谋定规划、培养人才。
早在云南禄丰发掘化石时，他就培养出一批专业技工，能够良好地从事化石的发掘整理工作。通过学术实践，杨钟健提出了“两种堆积”和“四个起源”的研究战略。“两种堆积”指我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土状堆积——“黄土”，和南方广泛分布的中生代、新生代堆积——“红层”；“四个起源”则指鱼形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和人类的起源。按照这一研究战略，他设置了研究所的四个研究室，培养出刘东生、贾兰坡、刘宪亭、孙艾玲、吴新智等一大批人才。源源不断的人才和健全的研究机制，使杨钟健“更应努力再钻研，还有奇物待发现”的学术理想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杨钟健家乡的纪念碑上，刘东生写道：“他首创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会，首建世界上第一个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他是我国第一代自然科学家，集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于一身，开辟了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摘编自中科院之声公众号 焦郑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