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条基本原则之一。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党对处理好“破立”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改革辩证法的运用也日臻成熟，成为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系统布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把握好“破”与“立”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厘清“破与立”含义及其辩证关系，辨识“破与立”辩证法的类型，是把握“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原则内涵的前提。“破”意为破除不合时宜的、过时的，“立”意为面向未来进行创新，建立新的。“破与立”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破与立”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转化，这是“破与立”的辩证法。“破与立”的辩证法又有两种类型：革命辩证法和改革辩证法。革命辩证法以破为主，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大破大立，以否定、摧毁旧制度给社会带来疾风骤雨的变化，而后重建社会，以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社会突变即质变为特征。改革辩证法则坚持以立为主，强调不立不破，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肯定、延续既有制度的基础上，以持续创新，渐进变革、完善制度为目的，以保持稳定性、持续性、渐进性的增量变革即量变为特征。
“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是改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破立并举”是在一破一立的矛盾统一中催生事物的变化。“反者道之动”的改革既是除旧又是布新，体现在改革总体方案设计中，就是要从宏观上系统布局、统筹规划“破与立”的发力点，力求“破与立”的整体性平衡，以利于改革的结构性稳步推进。“先立后破”强调“破与立”的时间排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时间中生成，时间是历史观的核心要素，是历史布展的基本构件，改革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形式，内在蕴含着对时间节奏的把握和考量。“先立”意味着“立”的时间优先，体现为两个方面：站稳立足点和耕好试验田，前者意指改革要及时提炼既成经验、制度化改革成果，并使之上升为国家制度、法律，以稳固好既有的制度基本盘为前提，做好制度建设；后者意指改革要做有筹划、有把握的创新，要对创新之举先做试点，试验成功获得成熟经验之后再推广铺开。二者决定了“先立”重在突出改革的基础稳固、节奏稳步和过程稳定，“先立”是为了“稳”字当头，笃定且慎重。“后破”体现为稳中求进，以改革事项所涉及的突出问题为“破”的切入点，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问题来推进改革，并在创新试点成熟之后除旧纳新。
新形势下改革为何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为解决改革中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方法论，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为扎实稳健。全会将“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原则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总基调之一，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改革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守正创新过程，尤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以“先立”从战略上、全局上动态联动协调改革的每一步行动，有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的系统性问题，避免改革零敲碎打，瞄不准问题的症结，“破”不了问题的根本。
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底气。全会归纳总结了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重大变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些变革彰显出党对改革中日渐成熟的国家法律体系、制度体系的内在把握和自信笃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既有制度基本盘之上的累进和调整。因此，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意味着尊重改革成果，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调稳扎稳打，有序地推进改革。
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为避免盲目发展、激进改革设立底线。当前，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内外部环境都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改革进入了关键期、敏感期、转型期和跃迁期，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试错的代价也远超以往。“先立”就是要在改革中提高“试验田”的成功率，这是改革行稳致远的前提条件。改革要分清先立什么，后破什么。杜绝“未立先破”“破而不立”的急功近利、盲目发展、激进改革的错误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论及“先立”与“后破”的关系，指出要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总之，在新制度“未立”之前，绝不轻易破坏旧的，从而确保改革的持续稳定。
用好“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方法论
改革至今，下一步又该如何接续？《决定》给出了总体思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决定》在详细论述中，对运用“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原则赋予了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内容。
《决定》的思想内核就是对如何承上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的思路是，“破立并举”继续深化改革以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先立”体现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决定》中对已有的改革成果制度化给予肯定，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等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原则等加以巩固，并内化为改革基本功，筑牢制度的基本盘。“先立”意味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增量创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一刻不能停，创新的试验田不断开拓，突出体现在制度建设中。《决定》提出将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等18项新制度，健全现有的“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等29项制度，巩固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等40余项制度，改革改进“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等12项制度。
“后破”则强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破”尤其强调了高度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硬骨头、险滩、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要继续面对的突出问题。《决定》所列出的300多项改革任务，就是针对当前社会变革发展的突出堵点卡点，并将其作为“破”的靶标。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这三对范畴中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作为“破”的主攻方向。在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一些领域的改革、一些产业的转型不能过于激进，要做好新旧模式之间的衔接和转换，兼顾稳和进，改革才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作者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