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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自信的始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解读

作者:侯志水 来源: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研室 发布时间:2018-12-21 阅读量: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以“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自信便是其重要表征。“四个自信”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道路自信是前提和基底。没有“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生成,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历史性的辉煌与成就,何谈中国自信?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四个自信”的精神底蕴是什么?它发端于哪里?笔者认为,它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时代的呐喊,中国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才从新中国成立时站起来,从改革开放中富起来,从迈进新时代开始强起来。坊间有副对联说得好:人民翻身得解放,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要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面伟大旗帜,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一次伟大转折,一次伟大革命。”如果说“虎门销烟”使东方的睡狮开始醒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醒来。历史不容忘却,四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实施推行,正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始基。正因如此,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上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一、伟大转折:解放思想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我党九十多年发展历程中,每次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都标志着我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和党的事业的长足进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转折。历史上,我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有三次。其中前两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后一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是由城市转向农村,标志是1927年的八七会议。“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是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从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第三次工作重心转移是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上,标志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是在思想巨大解放的前提条件下发生的。习近平总结历史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行动突围的前提是思想破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激起思想解放热潮在神州大地涌动。十年动乱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为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准备了条件。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对于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于光远回忆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作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是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36天,这41天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大法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同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当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中全会以历史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八大以来,从根本上讲,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何以见得?因为,“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惟此,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其中第二个铭记就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联。即“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习近平指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长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建立在“四个基于”之上的,即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建党以来、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个“以来”,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三大篇章。于是中国现代史可以相应划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开端。十五大报告回顾百年,认为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第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就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上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习近平反思和总结道: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所铺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改变了中国,也变化了世界。

二、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实现理论创新,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怎样看待理论?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十分重视理论工作,从没有停顿自己的理论思考。毛泽东明确指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因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他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敢说老祖宗没有说的新话。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把毛泽东率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摆到议事日程,最后逐步创立和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龚育之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石仲泉认为,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升华的过程。过程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逄先知、冷溶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李君如认为,1978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的起点,作为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学界大多数人都持此种看法。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观点是目前的主导认识。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初步形成的开创性和阶段性标志就是党的十一届全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一书明确写道: “(邓的)讲话论述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宣告了邓小平理论的初步确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形成时期,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初始阶段。具体地说,关于实行改革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形成的。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是新的实践的反映、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这一新的实践。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阶段”,不仅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且说明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历史。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再现。而无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改革开放,都指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改革开放,三者紧密“锁”在了一起,要诠释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都必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儿去寻找那把“打磨历史的钥匙”。

三、实践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摸索”中求“是”,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获得,充满曲折和艰辛,反映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这个提法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于毛泽东,成功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邓小平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贡献,如果说理论上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话,那么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说这条道路已经完成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条道路还在继续开拓、发展和前进下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浸透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几代人的心血。中国尽管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要“以苏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毛泽东曾经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探索过程。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严重错误。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邓小平总结历史指出: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同时也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进程,则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深刻思考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封闭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并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益于对“文革”的反思。邓小平指出:“(‘文革’)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正是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邓小平在1979年初,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的思想萌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概括了十个主要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而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命题。从此以后,我国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概括出12条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形成。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那些年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更加清晰,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经验的总概括。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可以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铺垫和引领,没有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积累,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辟和拓展,就不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新时代,就没有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力和权重地位。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追根溯源,我们应该感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精神,感恩于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感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契机。相比较世界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误,我们应该值得庆幸,中国共产党人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自己引领新时代发展的思想,产生了人民拥戴的继往开来新时代的核心,中国人的步伐更加坚定和自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考察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引领现实和面向未来。在伟大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往往可以听到历史隆隆的轰鸣声。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人物。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回顾改革开放的初心与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深刻变革了国家的面貌,给中国当代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巨变,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邓小平因此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的现代化之父,这位使一块大陆活起来的老人,他的名字与改革开放相联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与中国道路相联系,与中国自信相联系。毋庸置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相比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东西”,对这些“新的东西”,进行诠释和梳理,也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

(作者侯志水,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