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和体系结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来概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特质,既体现了党中央越来越有意尝试运用中国本土概念进行党的话语体系创新,也彰显了该思想的深邃意蕴和有机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依循古意,所谓“篇”,既指首尾完整、意蕴深邃的力作,《论衡》有云:“出口为言,著文为篇。”正是此意;又指体系性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如《说文》所言:“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这提示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之道”,一大关键即厘清其内在的重要构成内容。
既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那么审视其“体用之道”的基本角度当是从理论层面与政策层面双向入手。此次会议就“体用”这一古典术语的借用,很大程度上是取其神似抑或精髓,即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进而言之是体用不二、高度融汇的。因此,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领域众多新的理论创见、工作部署,为了更凝练地深刻领会,势必需要“再结构化”的处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强调“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这恰是其明体达用的实践逻辑。回顾新时代的伟大文化实践,择取所立之大者,可见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基础,坚持文化领导权乃根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三者相互衔接,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之道”的核心内容。
以文化主体性为基石
深化“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揭示出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极其充分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从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彼此互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中华文明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入地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华文明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自在契合的对象,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二者已经是自觉契合的内容。“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回溯新时代的理论探索历程,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曲阜考察发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号召,到2021年武夷山考察提出“有机结合”的命题,再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凝练的“贯通、融通”主旨到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揭示出的“五层核心要义”,党中央涵育“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历历可见,脉络至为清晰。一言以蔽之,“两个结合”是当今进行理论创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为关键的方法论,属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工具。
肇因于“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化,方可巩固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主体性是某个主体相对于客体才会内生的一种意识。文化的主体是人,中华民族自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得以界定自身、规定对话路径的文化立场与态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职是之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样的原创性理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其鲜明体现。文化自信充分证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党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凸显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展现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我们党须臾不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深化“两个结合”、确保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含着不言自明的历史文脉。
以文化领导权为根本
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是在深刻把握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新鲜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关键目标。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我们确立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集中体现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治理方面一种治道与治术的贯通。诸多论述和部署深刻阐明了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保证。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与深化。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后的必然之举,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并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鲜明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如一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坚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绵绵发力,使得这项任务顺利进入广泛践行阶段;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毫无疑问反映出党对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刻总结。
以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这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之一,新的文化使命之落脚点和着力点即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紧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将文化强国纳入其进程之中的长远目标。更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属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未来成果。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产物;一定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定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愈加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产物;一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文明自我更新、生生不已的产物;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破除西方现代化理论迷思、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且融汇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产物。作为未来的长期目标,应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纳入文化建设层面更为高远的目标,由此可见党中央立足长远,谋划深邃。这提示我们在建设自身的同时,尚需时刻注重对外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将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始终不渝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开展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的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以文化主体性为基石、以文化领导权为根本、以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在螺旋上升式的强“体”运“用”中实现“明体达用”,于迈进伟大复兴中愈加“体用贯通”,这或许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之道”的一种视野。
【执笔人:王学斌,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