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并举是我们党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批判旧有的思想观念以及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推进理论创新，破立并举，建立了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破主观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就党的建设而言，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在党的历史上，破除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主观主义危害，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延安时期，尤其是从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学风问题更是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议题。历史告诉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党内主观主义盛行，更是“是害死人的”。对此，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后学风问题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对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学风予以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1942年4月，在《关于整顿三风》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党“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正是通过全党整风，在党内逐渐克服了主观主义的危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建设一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45年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建设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列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破宗派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党风
宗派主义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不团结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在1942年全党整风之前，它在党内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残余形态的宗派主义，还是长期存在的。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其危害也是很严重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在总结过去20年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后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对其严重危害，1942年7月，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报告》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而宗派主义是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更是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绊脚石，必须坚决予以清除。有鉴于此，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以及在构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将宗派主义列为重要的整顿对象之一；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样，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实践证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全党整风以深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建设达到了新高度。这样，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现了新突破并迈出了关键步伐。
破党八股的形式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
文风一般认为是指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的形式问题。实际上文风从来就不是一股单独之风。其背后是党风、政风、民风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之风，也是时代之风。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党内文风始终是与学风和党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通过全党整风而深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不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而且强调“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因为党八股是党内存在的以形式主义为主体的恶劣文风，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最后藏身之所”，也是推进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所必须破的消极因素。对此，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作了专门剖析和批判，并指出党八股“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将其列为全党整风的主要对象之一。事实上，文风问题不是一般问题，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同时，也着力破除党八股这一恶劣文风的危害及其影响。尤其是毛泽东发表的《反对党八股》被列为全党整风的重要文献，其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通过延安整风，党八股逐渐被消除，党内迎来了一个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破贪污腐化之危害，立清正廉洁政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了集中体现共产党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延安精神。当时，我们党既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面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复杂局面，还面临党的队伍迅速发展而带来的自身建设问题，再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党不惧挑战，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此过程中，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局部执政本领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勇于清除贪污腐化，建设一个影响深远而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这一重要举措的实行，不仅影响了党内和国内，而且越出了国门，影响了世界。在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美国记者斯诺就盛赞延安的中共领袖理想远大而清正廉洁。针对当时根据地存在的个别贪污腐败现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勇于开展自我革命，着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弊端，强化铸牢清正廉洁的意识。比如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郑重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而后又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以及加强党员干部廉洁纪律建设的规定等，都把“惩贪建廉”作为重要内容予以贯彻执行。因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尤其是在党内形成了“奖励廉洁，禁绝贪污”的良好政治生态。据此，1940年2月毛泽东称这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等“十个没有”。正因这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更彰显出清正廉洁的一代新风，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魏继昆、王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