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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评述

作者:韦磊 来源:国史网 发布时间:2019-10-11 阅读量:0

2018年,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热烈讨论。自4月开始至年底,诸多美国学者纷纷撰文,多家研究机构也举办了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题的学术活动。7月,由墨尔本大学教授郜若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宋立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主编的、澳大利亚阿努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国40年改革与发展:1978~2018》[1]一书就汇集了邹至庄等多位美国学者的文章,成为美国学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代表作。本文以该书为主要对象,辅以其他学者的论述,梳理2018年美国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并对他们的观点作初步分析。

一、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总体评价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美国学界对改革开放的关注首先是从总体评价着手的。

(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习近平曾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美国学界给予了充分肯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过去4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加”,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最大,2017年国民储蓄占GDP的45.4%,全球平均水平为25.8%”、“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最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现了包括“教育、创新、‘软’‘硬’基础设施、政治体制改革等在内多方面的成功转型”。[3]2018年4月14日,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主席陆克文在出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美峰会时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绩骄人,其中最了不起的是使7亿中国人成功脱贫。”[4]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吴承娟也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外汇储备(3.12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11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和对外直接投资(17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的国家。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8.2%。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经济体,而且已经恢复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改革开放还使中国7亿人摆脱了贫困”。[5]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自己亲身参与的社会人文层面,中国改革开放是深入人心的。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呈现出来尽管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好的方面要比不好的多得多”。[6]“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让我从80年代的视角去看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的发展速度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中国老百姓无论是从收入、生活、社会自由度等方面来说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很值得骄傲的成就,也让世界各国都为之钦佩”。[7]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大伟则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贸易发展状况以说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杜大伟认为:“40年来,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从发展的早期阶段适度的贸易逆差转为适度的贸易顺差”,“近年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不同类型的融资,其最引人注目的努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8]

此外,还有美国学者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国际意义。例如,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在四个方面为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一是“维护多边体系,这是开放的基础,除了双边大国外,也让更多小国受益”。二是“在投资方面比较成功,这不仅拉动了自身经济增长,而且将一些投资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他们发展”。三是“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发展非常快,中产阶级购买行为升级转变,是追赶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的”。四是“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技术供应中获得了增长,中国也从中受益,吸收再转化为生产力。并且,在很多领域,中国不是追赶,而是跻身前列”。[9]

(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

美国学界不仅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功,而且分析了原因。

首先,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务实性,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解决问题;二是渐进性,中国改革是速度和渐进的混合体,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3]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邹至庄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中国领导人务实”和“渐进式改革”等因素。[10]

其次,美国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备受关注。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欧伦斯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善于“纠正错误、吸取教训”,并及时调整政策促进增长与繁荣。[11]邹至庄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有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对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信任”等。[10]吴承娟强调: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集体领导体制,从而加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 。[5]杜大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了权力下放。[12]

(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

迈克尔·斯宾塞分析了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不太可能再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调整企业的业务模式,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二是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的改革。“中国政策制定者当然知道改革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但很多人认为进展较慢,比如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信贷发放不公平等问题”。[13]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要实现这个大方向,还需要有更详细的路径和举措: “有三个二级的主要矛盾,需要在未来几年里加以解决,才能让中国的转型更为顺利,走得更稳”。第一,要理顺供需关系。“不仅要关注供给侧,也要关注需求侧。当前,中国拉动消费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尚不完整。比如私人消费在经济中占比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要解决产权问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混改’并不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唯一方法”。第三,要处理好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中国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需要下降。中国不能忽视‘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别要处理好跟贸易伙伴的关系”。[9]

二、关于中国农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美国学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主要聚焦于经济改革方面,其中重点探讨了农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关于中国农村改革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因此,美国学界首先对中国农村改革进行了探讨。

第一,4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等人从农业生产、农业结构以及减贫等多个角度论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就。他们指出:“过去40年里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景观”,“尽管自然资源有限,但中国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农业生产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近40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农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极大地减少了农村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率由32%下降到不足3%”。[14]

第二,农村改革的内容及其带来的变化。罗思高等人具体分析了中国农业结构和农村就业状况的变化,他们认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政府也拨款用于灌溉和农业新技术开发,这些都帮助农民提高了收入。9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农业变得更加专业化,机械化也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明显增加。[14](pp.488~490) 邹至庄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农产品的销售方式、由供求关系决定农产品价格、发展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政府在发展农业方面的改革。[10](p.95)

第三,关于农业发展的动力。罗思高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动力包括:农村制度创新、技术变革、市场改革和农业投资等。制度创新首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40年来,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村转型,中国进行了更多的制度改革”。技术变革方面,“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农业研究与发展以及技术推广方面进行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市场改革方面,首先是农业经营模式的变革,其次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农业市场化改革方案。农业投资方面,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为农业稳定增长和农业快速转型奠定了基础。[14](pp.488~497)

第四,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对此,美国学者意见比较一致。邹至庄认为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国家在乡村的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明显低于城镇。[10](p.96)罗思高认为,中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困境。[14](p.498)

(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因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美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和内容。邹至庄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早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赋予企业在使用利润留成、产品生产和销售、新产品实验与资本投资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采用“承包经营责任制”;提升市场的作用;鼓励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等等。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国有企业在生产、供应、营销、定价、投资、人员等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此后,除对某些主要产品外,中央计划范围缩小了,方法也从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产品价格更多地由市场调控。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乡镇企业作为集体企业也发展起来。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主要就是推进股份制改革。[10](pp.97~98)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教授巴里·诺顿从改革目标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巴里·诺顿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为了提高效率。为此,中国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目标是为了加强监督。为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并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第三个目标是为了使国有企业更有效地完成新的任务。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15]

第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对此,美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持较为否定的态度。这种观点以巴里·诺顿为代表。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三个目标是矛盾的。一方面,强有力的监督带来的利润激励创造了受法律制约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具有强大监督的多个指定目标几乎没有留下利润最大化的空间。因此,他得出结论:“尽管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积极推进改革浪潮,却面临困扰局面。”[15](p.387)另一种是以邹至庄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持较为肯定的态度。邹至庄认为,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一个被夸大了的问题。其次,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员工、没有合适的治理体系、许多工人仍有“铁饭碗”的观念、一些国有企业的设备和技术也需要更新等。再次,评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始于2000年初的国有企业重组工作是1979年开始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继续;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还取决于其管理人员和工人的能力、所在行业竞争程度等众多因素;三是中国政府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慎重的,改革必须确保稳定;四是随着合资企业引进外资、管理和技术等,许多中国国有企业的业绩已经或将得到改善。[10](p.100)

三、关于中国教育和金融领域的改革

美国学界除了对中国农村和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给予高度关注外,还对40年来中国教育、金融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中国教育改革

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主管亚历克西·梅迪纳、罗思高等人与中国学者合作,对40年间中国农村教育改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亚历克西·梅迪纳等人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农村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入学率、师生比、课程改革、政府投入等方面的发展状况,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农村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指出:“过去40年来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在农村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其次,亚历克西·梅迪纳等人根据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判断未来40年中国教育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的政策表明,现任领导层不会停滞不前;他们正在推动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增长。如果一系列努力得以实现,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最后,他们讨论了中国农村教育未来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农村小学生的健康问题、农村学前教育与城市的差距问题和学前教育年限问题。[16]

(二)关于中国金融领域改革

首先,关于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历程。邹至庄认为,“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推进的”,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0](p.102)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也认为,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站式的激进改革。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17]其次,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德怀特·珀金斯认为,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使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越来越容易地进出中国,在完全解除资本管制之前,中国需要较长时间来达到国际资本市场中更为长期稳定的平衡。[17](p.148) 再次,关于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评价。邹至庄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银行体系正处于危机中的观点。他认为,“银行体系改革尽管存在缺陷,但可预见的是银行系统将会有所改善”。[10](p.103)德怀特·珀金斯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不足:“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毫无疑问,中国在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较老的金融机构如银行,现在相当成熟,而新的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则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应有的水平”,“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需要时间,但在大多数方面,方向是明确的,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7](p.148)

四、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特点

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美国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体现了其有关中国研究的诸多新特点。

(一)增强客观性成为研究的内在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如何与不断发展的中国友好相处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国际社会能够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唯有如此,才能够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才能够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才能够吸收、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智慧。

纵观美国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研究的客观性逐渐增强。一方面,美国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美国学界也意识到,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从这一点上讲,美国学界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开始出现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势。另一方面,美国学界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解改革开放。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邹至庄就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10](p.93)此外,美国学界还立足中国实际,分析未来中国改革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结构变化、环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可见,增强研究的客观性逐渐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内在驱动力,这既是中国客观实际发展的必然,也是美国认识真实中国的需要。

(二)理论思维的局限性依然明显

虽然增强研究的客观性正成为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客观诉求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学界形成的对华认识的思维惯性,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思维的缺陷。不少美国学者习惯于依据西方发展经验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发展。因此,美国学界不少学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特点,要么无法理解,要么出现错误解读。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方面。在不少美国学者看来,中国农村改革是对私有化的回归。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少美国学者将其置于与私营经济的对比中进行讨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存在效率低下等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私营经济推动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拖累。[18]很显然,美国学者上述认识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方面,他们完全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肯定私有制的合理性,认为私有制是所有制的终极形式,不承认也没有认识到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及其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全面理解国有经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完全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企业,认为效益提升、生产发展是企业的唯一目的。实际上,中国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止于经济意义,它还具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这一点正如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19]然而,美国学界在探讨4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时,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国有企业所发挥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中国实际中去。

此外,由于美国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理论出发,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因而对中国改革出现诸多错误判断。以巴里·诺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党的领导无法同时实现。[15](p.378)这种认识还是源自他们对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僵化理解。事实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19](p.176) 总之,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该依据西方理论加以评判,而是应深入中国实际,根据实践来进行评判。

[参引文献]

[1]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NU Press, 2018.

[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3]Joseph. E. Stiglitz, Reform: How Did China Succeed,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网,https://www8.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sites/jstiglitz/files/Reform%20Success%20of%20China%20FINAL.pdf,2018年10月10日。

[4]陆克文:《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50848045_114731,2018年10月10日。

[5]Seung-Youn Oh,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40 Years and Counting, 奥克努斯网,http://www.ocnus.net/artman2/publish/Business_1/China-s-Reform-and-Opening-40-Years-and-Counting.shtml, 2018年10月10日。

[6]宋怡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就值得研究学习》,中美创新时报网,https://www.52hrtt.com/wgh/n/w/info/D1522373900545,2018年10月10日。

[7]宋怡明口述、张梅采访整理:《宋怡明:哈佛教授“中国梦”》,《纵横》2018年第2期。

[8]David Dollar, Four Decades of Reform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ole, (in) Jacques de 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Reform and Opening: 40 years and counting, ANU Press, 2018,pp. 335~341.

[9]徐赟:《成绩举世瞩目?未来值得期待》,中国改革报网,http://www.crd.net.cn/2018-03/26/content_24721647.htm,2018年9月10日。

[10]Gregory C.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07.

[11]于运全、孙敬鑫:《改革开放40年成就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求是》2018年第20期。

[12]David Dollar,Decentralisation, Local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55.

[13]吴思:《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中国——专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8期。

[14]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China’s 40 Year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488.

[15]Barry Naught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Today,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p.375~376.

[16]Ai Yue, Bin Tang, Yaojiang Shi, Jingjing Tang, Guanminjia Shang, Alexis Medina, Scott Rozelle,Rural Education acros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Past Success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Vol.10,No.1, 2018, pp. 93~118.

[17]Dwight H. Perkins, The Complex Task of Evalua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45.

[18]Nicholas Lardy,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p.340, 341.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176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韦磊,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10004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