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觉囊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宗派，于13世纪在西藏拉孜觉摩囊创建寺院而得名，以“他空见”为宗义，在元、明两代出现过兴盛的局面。觉囊派于14世纪传入四川藏区，逐渐形成以阿坝中壤塘三大寺为核心并向周边川青毗邻藏区延伸发展的格局，在明代曾显赫一时。清初改宗，觉囊派在西藏几乎绝迹，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消失。然而，觉囊派在四川藏区传播发展的脚步并未停歇，其法脉传承一直延续至今。近几年来，觉囊唐卡亮相博鳌亚洲论坛、梵音古乐登上全国舞台、时轮大坛城正在建造等，使觉囊派重回公众视野，觉囊文化再现光彩，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词］藏传佛教；觉囊派；四川藏区；传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D67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4-0062-08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梁银林（1957-），男，布依族，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佛教文学、民族文化。四川 成都610041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宗派，以“他空见”为宗义，与其他教派有所不同。在史家的著述中，觉囊派一般列在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诸派之后，甚或与希解、觉域、郭扎、夏鲁等派为伍，被归置于其他小派之流。但是，“他空见”作为“藏传佛教史上一种颇具新异色彩的空观思想”，[1](P220)却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而投以较多笔墨。
觉囊派历史悠久，其近源可溯自12世纪 “他空见”思想的开创者裕莫·弥觉多吉。元代笃补巴和明代多罗那他时期，觉囊派两度出现兴盛局面，彰显了其独特价值和魅力。清初改宗，觉囊派在西藏基本绝传，甚至被认为已经泯灭。然而，在四川藏区，以阿坝中壤塘寺为核心的觉囊派非但没有消歇，而且还继续发展并延伸到青海果洛藏区，其法脉传承，代代相递，延绵至今。近几年来，觉囊唐卡亮相博鳌亚洲论坛、觉囊梵音登上全国舞台、觉囊时轮大坛城正在建造等，使古老的觉囊文化重现生机与光彩。从西藏拉孜到四川壤塘，觉囊派空间跨度极大的东向转移并在四川藏区传播发展，对其法脉延续特别是对觉囊文化的活态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一、藏传佛教觉囊派概述
觉囊派的特别之处主要是创派立宗的“他空见”教义，其开创者可溯自12世纪的裕莫·弥觉多吉。《土观宗派源流》说：“他空见来源于裕莫·木局多吉，他在修‘时轮六加行’时，见到空色的天身之相由内显现，…现于分别之上，则名他空见。”[2](P112)《青史》在谈到时轮传承时也说：“裕莫去到邬裕精修,获得成就。”[3](P461)故《觉囊派教法史》称他“开密乘他空宗之轨辙”。[4] (P14)可以看出，弥觉多吉开创“他空见”，是通过实修密法而获得的，“他们说胜义有也非全属理论，而是通过实践证验的。”[5](P129) “是他们对印度原有佛教哲学思想的天才的继承和发挥。”[6](P354)此后“他空见”学说代有承袭，涓流不断。到了13世纪，弥觉多吉的五传弟子突结尊追（1243-1313）来到西藏拉孜的觉囊沟修证著述，并讲授时轮金刚、六支瑜伽诸法，颇受修行者欢迎。《觉囊派教法史》说：“晚年，他莅居吉普德丹寺主持了义修行传承教法的寺院二十一年，从此我们的教法传承称为‘吉祥觉囊派’。”[4](P19) 《土观宗派源流》也有“吐吉尊追在觉摩朗建寺”[2] (P110) 的记载。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说：“突结尊追创建觉摩囊寺（jo-mo-nang,简称觉囊jo-nang,在日喀则西拉孜县东北藏布江南），本派即从此寺得名。”[7](P177)诸家之说虽然稍有出入，但是，其教义溯源自弥觉多吉，并由他的弟子突结尊追兴建寺院而开出觉囊一派，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这就是觉囊派创建的大致过程。
一个教派的创立，往往是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地域因素、重要人物等多方面因缘聚合的结果，其发展过程中的盛衰流转也是这样。觉囊派在西藏传播的300多年间，可谓是法脉连续，灯火相传，其间也有兴旺发达的时期。14世纪的笃补巴·喜饶坚赞(1292-1361)，“继承觉朗法座，建大佛像宝塔。对他空之见生定解后，乃著《山法了义海论》……他为无数有学之人讲说《时轮》经疏及阐发他空见之精义, ……法嗣多至不可计量。”[2](P111) 在他的指导下，“藏区的一切山洼都布满了金刚瑜伽修行者。”[4](P28) 著书立说、完善并光大教理，是笃补巴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他之前，觉囊教法的传承情况是：“唯有口授，未闻将此见阐发著之为书的。其传承法统亦仅有修证可观之瑜伽行者，未曾以教理论证广大开说的，所以不甚著称。”[2](P112) 到了笃补巴这里，“他打破了以前觉囊派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把言传和撰写著作解释教理结合起来，尽量使用比较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原典深奥的含义。”[8](P32)笃补巴晚年在拉萨传法的近一年间，“前藏的各大上师、善知识、地方官员、世俗信徒等纷纷前来拜见。……他从拉萨动身返回壤塘寺时，前来礼拜的人群马群在江塘山坡上容纳不下。”[4](P30)由此可见笃补巴时期觉囊派盛极一时的情况。
此后，“他空见”遭到其他教派的反对，觉囊派也因此而逐渐趋于消沉。直到17世纪的多罗那他（1575-1635），“又将此见重行恢复，大肆宣讲，广为著述，建达登彭措林寺，造像起塔，精美绝伦，并广刊觉朗派的各种著述，聚集了不少的僧伽。”还与地方势力“结供施之缘，在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显赫一时。”[2](P112)修建达登彭措林寺，是多罗那他复兴觉囊的主要功德之一。《觉囊派通论》称：“该寺建成后，寺僧一度增加到2500人，成为当时整个觉囊派的主寺。”[9] (P57)多罗那他著述甚丰，除了盛名至今的《印度佛教史》外，还有大班智达传记、显密经典注释、密乘续部仪轨等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那些阐扬觉囊教义的书籍，“根据第二佛所说觉囊派意趣，对显密和了义大中观作了明确的说明解释和发展，”[4](P64)使他在理论建树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觉囊派在笃补巴和多罗那他时期的两度隆盛，不仅为觉囊派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还为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多罗那他之后，觉囊派逐渐失去地方政权势力的支持，他空见教义也遭到以格鲁派为首的诸派的攻伐，遂有一蹶不振之忧。到了清初，五世达赖喇嘛依恃其强大的政教势力，把当时觉囊派的主寺达登彭措林寺改成格鲁派寺院，其名称改为“噶丹彭措林寺”。与之相应，前后藏一带的其他觉囊派寺院也先后改宗格鲁派。自此以往，西藏地区基本上看不到觉囊派的踪迹，“甚至有的学者把西藏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视为整个觉囊派历史发展的结束。”[9] (P62)但是，觉囊派在西藏的几近绝传，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教派的消失。在远离格鲁派强势控制中心地带的四川藏区，觉囊派仍在传承，他空见依然流行，其法脉之连绵，于今未绝且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藏传佛教觉囊派传入四川藏区
觉囊派传入四川藏区，时间上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地域上则以其住锡今阿坝州壤塘县中壤塘地方为主要标志。
《觉囊派教法史》记载，笃补巴大师曾经预言道：“热忱善根康区人，宿慧醒悟强巴卡吾切。富饶功德茂盛树， 现在该去多康地。”[4](P68)预言中的强巴卡吾切，是笃补巴的亲传弟子，“他第一次来觉囊寺绕拜十万大佛塔时看见笃补巴大师坐在大光明中，生起不退还信仰，乃敬献了一匹缎绸、二两黄金、一套袈裟拜见，在上师身前学习内外教法达六年之久。”[4](P40)按照笃补巴的授记，强巴卡吾切来到康区则曲河上游（一说贡嘎山一带），开始讲修觉囊派了义教法。这个预言虽然颇具宗教神秘色彩,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觉囊派东向转移而朝四川藏区发展的愿望。据云登桑布《觉囊教法总义》所记，堪钦·仁青桑布“在卡吾且所建的‘讲修了义如意珍宝洲’寺里管理僧人与寺规，后来他在惹得沟里建起一座修学时轮的美丽寺庙。”[10]诸如此类的记录，可视为觉囊派在四川藏区传播的初始阶段。
在四川藏区首创觉囊派寺院者为仲·噶玉哇·仁钦贝(1350-1435)，仁钦贝是其法名，梵语音译“罗多那室利”，意译“宝吉祥”。笃补巴临终预言：“尔时贵种化身生，佛法千光名称宝，生于多康擦瓦绒，发出正见狮子声。尽除一切邪见神，多康大地弘我教，其徒经师有无数，释迦教法能常住。”[4](P68-69) 笃补巴所谓名称为“宝”的人，即是指这位宝吉祥仁钦贝。仁钦贝是嘉擦瓦绒（嘉绒藏区）人，18岁徒步进藏，沿途广参大德，转益多师。“他曾去吉祥觉囊寺，师事乔勒南杰师徒，闻习显密甚深教法，”[4](P69)获得大成就。关于仁钦贝从西藏返回康区创建寺院，笃补巴大师预言：“美味正法甘露足，玛格佐格此地方，依止水边山沟中，人们崇信本教地，阿弥兄弟传佛法。”[4](P69) 也就是说，将要建寺的地方叫做“玛格佐格”，实指今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的所在地。这里依山傍水，地势平坦开阔，具有吉祥圣地的气象，虽然当地人本来崇信本教，但这里良好的环境足以滋养传播纯正的佛法。
顺着这样的预言暗示，《觉囊派教法史》对觉囊派在中壤塘创建寺院的过程作了具体描述：仁钦贝遵照乔勒南杰上师的指示，从西藏觉囊寺返回康区寻找建寺的地方，由于则曲河水暴涨，不能渡河，便想到所预言的寺址就在这里，而且当地还有一所本教寺院。于是，他给本教僧送去了见面哈达，他们也回赠了见面哈达和坐垫等，很好地建立了缘起。此后他显示了许多神变，使本教徒把寺院献给了他，他们各自归家。噶玉哇·仁钦贝“在本教寺院的遗址上创建了吉祥壤塘大寺，建立了了义教法的根基。……广利教法及众生，使佛教弘扬，众生幸福”。[4](P70)
这段记述，重点突出仁钦贝到壤塘后与当地本教徒的关系。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本教早在公元2世纪就传入阿坝藏区，曾有过兴盛的时期，建立的寺院也不少。要想在本教根基比较深厚的地盘另立门户，很好地建立缘起，当然是非常重要。关于仁钦贝“显示许多神变”云云，《觉囊派教法史补遗》也有记录：仁钦贝凭借渊博的佛学知识和“息、增、怀、诛”的四业之力，长期传教，排斥本教，一步步取代了本教的影响，终于在壤塘建立了却尔基寺。佘万治、阿旺《壤塘曲尔基寺简述》说：“地处偏僻的壤塘,其本教更多地保留原始巫教的固有的面貌。仁钦贝所推广的觉囊派,在古印度属于晚期的佛教派别,推理精细，易被人们接受,他迅速争得大量信徒,世俗的统治者决定利用“新教”,不惜动用武力支持觉囊派,驱逐信奉已久的本教僧人。在兵临城下的威肋前,本教囊西寺的大部分僧人逃往嘉绒地区,少数留下的被迫改宗。”[11](P99)仁钦贝与本教磨合而创建寺院的过程，使我们联想到莲花生进藏之事，相传他是一路降伏鬼怪才来到桑耶附近的。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认为：“事实可能是西藏本教徒碰到莲花生，有如小巫见大巫，敌不过他那一套把戏，于是佛教占了上风。”[7](P9)两者或有类似之处，可以启发我们对本教与佛教关系作更深入的思考。
《觉囊派通论》对仁钦贝到四川藏区创建寺院的记述，更具传奇性和文学色彩：仁钦贝遵照乔勒南杰的旨意，赶着一匹驴子，驮着上师送给的噶当塔、法螺等赐物，口诵《文殊名号赞》，由西向东，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古寻找建寺弘法的地址。有一天他穿过一座阴森的深山密林，飞瀑帘挂的绝壁峭岩，走出一道峡口，来到一处“平展展一坝平、绿茵茵一坝青、五颜六色一坝花”的芳香碧绿的大草滩上。这时，海螺突然自鸣，驴子自卧不起，他口诵的《文殊名号赞》也正好诵到“善立大法幢”句。于是，他领悟到这就是上师所指点的地方，遂定居此地，募捐化缘，筹资建寺。寺院建成后，认为草坝四周财源丰富，建寺得到财神助力，故将该地命名为“壤塘”，意为“财神坝”。[9](P71-72)以后壤塘即成为县名。
关于壤塘之名的来历，《壤塘县志》的记载是：“县名源自境内一自然村壤塘寨，寨座落于山上，其山形似手托宝幢的‘壤跋拉菩萨’。……‘壤’，系藏语音译，源自上意。山前有一平坝，‘坝’，藏语谓 ‘塘’。‘壤塘’由此得名。意为‘财神的坝子’。此亦即‘壤塘’地名形成之理据。”[12](P47)壤塘名称来历虽然有些不同，但皆源自藏传佛教的传说，其‘财神坝子’的吉祥寓意并无二致。
与《觉囊派教法史》的记载相比较，《觉囊派通论》的描述没了本教的踪影，增加了驴子、噶当塔、海螺的特异表现及“口诵”环节，使事件的神秘性、传奇性大为加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中对于寺址环境的描写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但并不是刻意夸张，基本上体现了中壤塘地理的实际面貌。即便是交通比较发达的今天，如果从金川新都桥沿杜柯河谷溯流而上，经过壤柯镇，翻过一座山，下过九道拐，当壤塘坝子出现在面前时，仍然会有眼前突然一亮、眼界为之开豁的感受。把建寺之地写得如此美好，自然是为了强调选址的重要性，突出其作为吉祥圣地的地缘优势。古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众多名山正是因为环境优美而被选为建寺之地的。
却尔基寺的建立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显得较为混乱。佘万治、阿旺二先生在《壤塘曲尔基寺简述》一文中说：“1398年,仁钦贝在原囊西寺的基础上开始扩建庙宇,1425年竣工。藏文资料记载,壤塘寺建成后有供养佛像的经堂、辩经场、大殿和内外围墙等建筑物,僧人达千人。”[11](P99)综合考虑仁钦贝来到中壤塘的时间、建寺乃开先河之举、尚需与当地本教势力磨合周旋、寺院建成后的规模，以及当时的建设条件、建筑水平等因素，此说应是比较可信的。
简言之，按照笃补巴大师“现在该去多康地”的授记，其亲传弟子强巴卡吾切来到四川藏区开始传法。仲·噶玉哇·仁钦贝在西藏觉囊寺学成之后，遵从乔勒南杰住持“返回康区建寺弘法”的指示，经过长途跋涉，翻越千山万水，最终选择在地势平坦、环境优美的中壤塘，创建了四川藏区的第一座觉囊派寺院“吉祥壤塘大寺”。此寺以后改名为却尔基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三、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四川的传播
却尔基寺的建立，表明觉囊派在四川藏区得以立足，意味着觉囊派东向康区发展愿望的初步达成。却尔基寺建立后，仁钦贝的弟子在寺之东侧建立了泽布基寺，以后又建成藏哇寺。却尔基寺、泽布基寺、藏哇寺三大寺虽各有其活佛转世系统，但它们同宗觉囊一派、同处中壤塘一处且比邻相连，故合称“壤塘寺”或“中壤塘寺”。壤塘寺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站稳脚跟，建立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正如迈克尔·希伊在《觉囊派时轮修习中的金刚瑜伽与密教他空见传承史》一文中所说：“觉囊派远离拉萨中部西藏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在明朝皇帝的支持下，在西藏东北部的广袤乡村建造家园。”[6](P96)从壤塘出发，觉囊派向川青毗邻藏区延伸发展，其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在却尔基寺二世活佛杰瓦僧格时期，觉囊派出现极度兴盛的局面。壤塘寺成为四川乃至整个藏区觉囊派主庭和觉囊文化中心。
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得到朝廷的重视及各方势力的支持。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朝廷敕封噶玉哇·仁钦贝为“弘教禅师”，却尔基寺一世活佛嘉哇桑布被明宪宗封为“善悟灌顶国师”，二世活佛杰瓦僧格被明世宗封为“大善法王”， 四世活佛扎巴鄂色被崇祯皇帝封为“灌顶国师”。皇帝的赐名封号，代表着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觉囊派的宗教地位，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为其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仁钦贝之后，却尔基一世活佛嘉哇桑波推动觉囊派走出壤塘地界，到马尔康四大坝区约合肖地区兴建了扎西日岗寺、巴朗寺、草登拉康寺等五座寺院，在此基础上还生发出许多较小的属寺，使马尔康成为却尔基寺的主要教区，扩张了觉囊派的覆盖范围。
四川藏区觉囊派发展的鼎盛阶段，是在二世活佛杰瓦僧格主持却尔基寺期间。杰瓦僧格（1509-1580）出生于壤塘杜柯河流域的西穷达木鄂尔宗，其家族系吐蕃赞普血统，先祖曾管辖嘉绒十八处地方，为贵族世家。杰瓦僧格13岁时被认定为嘉哇桑波活佛的转世灵童，23岁起主持却尔基寺政教事务。在这期间，他主持修建了活佛院“具乐吉祥宫”、讲经院“拉萨尔了义讲修洲”，还兴建了大佛殿、弥勒殿、怙主殿等众多的殿堂及佛塔。《觉囊派通论》说：“当时，该寺有大小殿堂、建筑近500座，僧侣千余人，寺僧讲修双运，闻名川青，寺院势力达到顶峰。”[9](P75) 却尔基寺寺院规模的大幅增加，极大地提升了觉囊派的知名度，为其走出中壤塘、进一步向外扩张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杰瓦僧格受到大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并被授予很大的政教管理权力。据佘万治、阿旺两位先生的研究，杰瓦僧格1550年进京朝贡,谒见明世宗嘉靖皇帝,还给明宗室讲经说法,被敕封为大善法王。世宗降诏曰：“奉天承运,皇帝朕亦受此却尔基寺宝师灌顶,奉(彼)为根本师,普天之下尊卑人等毋须说应于尊崇”。赏赐了象牙图章、卧虎象牙盘、羊脂玉石野牛、孔雀翎华盖、大量金子、响铜佛像、尊胜佛塔,锦织时轮坛场等大批物品。同时，明世宗还降旨委封杰瓦僧格领辖多康地区的八大坝和五神山，明确了却尔基寺的实际势力范围。杰瓦僧格返回塘壤后,在多麦地区八大坝和各个交叉谷口设置专门机构,并委派专人实施管理。[13](P13-14)这里所说的“八大坝和五神山”，是指青藏高原东缘四川青海毗邻地带的大片藏区，包括今四川省阿坝州的壤塘、阿坝、马尔康县及甘孜州的色达县和青海省果洛州的班马、久治县及其周边的广袤区域。“却尔基活佛既是寺主，又是上述地区的大土官，与各地部落头人联合管辖所属百姓，寺院和部落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对下属百姓可以采取罚款、派差、夺佃乃至监禁等多种惩罚手段。”[9](P83)同时，觉囊派寺院、僧众迅速增加，并得到众多地方势力的支持。《觉囊派教法史》说：“从前法王嘉哇僧格时期，寺院僧人超过万人，分寺有一百一十三所，佛塔—百一十三座，寺院的田地广大。佛教施主有大皇带、蒙古永谢布、蒙古族、丽江土司、赞拉绕丹王(小金川土司)等各大法王恭敬、供养、服侍寺院。”[9](P65-66) 管辖地域广，管理权力大，僧众人数大增，寺庙佛塔林立，支持者不仅有四川藏区的地方势力，还有蒙古永谢布部落、云南丽江土司等，足见杰瓦僧格时期觉囊派非常显赫的情形。
杰瓦僧格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应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蒙古汗王岱青的多次邀请，前往外蒙传法,往返途中受到蒙古汗王阿贝和巴图部汗王青杰等人的热情接待,并以丰厚的礼品相赠。此后，杰瓦僧格还应云南沐天王之请前往丽江,途经西宁时，受到地方郡主及当地汉、蒙、藏官员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丽江后,沐天王尊他为王侯师。这些云游传法活动，扩大了壤塘觉囊派的社会影响。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壤塘却尔基转世系统共传九世，其活佛有四川藏区马尔康、壤塘、、红原、理塘等地人，也有西藏拉孜、青海果洛等地方人。明神宗登基（1572）后，曾派钦差到壤塘宣旨，并带来封诰和赏赐品。自此以后，明清两代皇帝仍沿袭此例，先后给却尔基寺各辈活佛颁发封诰和印章。除了朝廷的认可外，地方势力的支持仍是觉囊派传播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四世活佛洛卡巴·扎巴鄂色、五世活佛果嘉杰瓦·伦珠扎巴期间，先后得到后藏的藏巴汗政权、嘉绒诸土司，以及哇秀、杜科、阿什姜等部落和阿坝五大部落头人的支持，使觉囊派一度出现中兴的气象。从总体上看，二世活佛杰瓦僧格之后，四川藏区觉囊派的发展虽比较稳定，但显得消沉乃至逐渐走向衰落，已不复往昔的隆盛局面。
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却尔基九世活佛晋美旺布（1885-1958），他1951年受党和政府邀请，参加筹建川西北藏族自治区并被国务院任命为政府委员,在组织僧俗民众欢迎解放军进驻壤塘，协助政府开辟壤塘工作及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作出努力和贡献，全国解放后，当选阿坝州人民政府委员，壤塘行政委员会主任。
壤塘三大寺中，泽布基寺资历老而规模小，其转世分为“上泽布基”和“下泽布基”两个系统。“上泽布基”第一世然那格日德，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吉祥多门塔，还负责认定杰瓦僧格为却尔基寺二世活佛；第八世衮噶仁钦曾到青海果洛、青海湖地区传播觉囊教法，解放后为壤塘县政协委员。“下泽布基”第一世尼玛沃色以噶玉哇·仁钦贝为根本上师，协助创建却尔基寺；第二世尼玛鄂色贝是杰瓦僧格的弟子，曾到西藏觉囊受学于多罗那他大师。泽布基寺向来都没有属寺，只是在壤塘、马尔康的一些地方有过少量的属民，宗教势力并不大，影响也有限。
四、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四川的发展
壤塘藏哇寺的建立及藏哇系统的形成，为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藏哇，意为从后藏来的转世系统，表明其觉囊法脉的正统性，其根本道场则是在清雍正八年阿旺丹增南杰所建神殿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藏哇寺。藏哇系统在四川藏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早在顺治十四年（1657），多罗那他及其继承人衮噶仁钦的弟子罗哲南杰（1618-1683）就来到四川壤塘，受到却尔基寺住持杰瓦僧格及广大僧众的欢迎。他奔波于上中下壤塘、杜柯河流域、马可河流域等地弘传西藏觉囊派教法，“在康区居住了十二年，做了许多有利于佛法众生的大事，”[4](P78)晚年才返回西藏，被尊为觉囊派第三十代传人。
罗哲南杰之后，觉囊派第三十一世传人阿旺成勒的弟子阿旺丹增南杰，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从西藏动身前往安多藏区，途中留居青海果洛班玛地方，讲经传法半个月，将宁玛派智格果寺迁址、易名并改宗觉囊派，还与阿什姜部落建立了良好关系，后来该部落及其所辖小部落的头人都成为藏哇寺的施主。同年9月，阿旺丹增南杰到达中壤塘，“由吉祥壤塘寺各大活佛和僧俗部落群众迎接他到寺中，”[4](P83)并委任他为上师。此后，阿旺丹增南杰在朵麦地区传教20多年，直到1738年去世。他讲经传法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川青毗邻地区，为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弘扬乃至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觉囊派第三十二世传人。从这个时候起，西藏觉囊派法脉自日喀则拉孜转移到阿坝中壤塘，并由藏哇寺历辈金刚上师次第继承，形成藏哇（藏巴活佛）系统，阿旺丹增南杰成为藏哇系统的第一世传人。
觉囊派正宗法系的两代传人于清代中叶先后来到四川藏区，长时间大规模地开展弘法活动，最终在四川藏区建造了新的生存家园，并确立阿坝中壤塘为新的发展中心。空间转移的成功实现，既是觉囊派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直面现实困境的明智选择。从历史上看，早在觉囊派兴盛的14世纪中叶，笃补巴大师多次授记，明确表达了东向康区发展的愿望。15世纪中叶，噶玉哇·仁钦贝创建壤塘却尔基寺，并在杰瓦僧格时期盛极一时。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信仰基础也比较扎实。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藏觉囊派上层面对格鲁派的崛起和清初被迫改宗的严峻形势，极力将其势力向东发展，以朵麦地区重新为其中心教区，将觉囊派的基本教义和修炼方法保存下来。”[9](P89)从藏哇寺以后的传播发展的情况看，西藏觉囊派上层的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
觉囊派中心迁移到四川藏区并有较好的发展，既有地缘之优，也得人缘之利。据《觉囊派教法史补遗》记载，藏哇第二世活佛更让成列南杰，1740年生于嘉绒巴果地区。3岁时被认定为壤塘上寺藏哇活佛的转世灵童。43岁那年，“曲钦（即大金川）广法寺堪布请他去商量“因有皇帝文书旨意壤塘寺要改教”一事，他立即跟彭措宗杰（即松岗土司）一起前往大金川地方。关于此事，他与堪布互相接洽商量后，决定除暂时将僧帽改为黄帽外，其他教派包括觉囊派教法的活动仍可以进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由于远离西藏政治、宗教斗争中心的实际影响，即便是有皇帝文书，仍然可以做出“暂改僧帽而照常传法”的应对，四川藏区相对偏僻闭塞的地理劣势，反而成了觉囊派保教传法的地缘优势。在遭遇“改教”大事时，立即与地方势力、其他教派互相接洽，共商应对之策，也反映了四川藏区各个教派和睦相处、僧俗人等关系融洽的情形。
壤塘藏哇寺建立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其转世系统与西藏觉囊派一脉相承，具有更多正宗、正统的意义，故藏哇系统位居于却尔基、泽布基二系统之上。特殊的宗教地位，使藏哇传承更容易得到广大僧俗信众的接受和拥戴，因此在四川藏区得以迅速发展，“却尔基寺活佛的部分权力随着藏哇寺的发展逐渐被藏哇活佛所取代。”[9](P84)特别是从第三世上藏哇活佛贡却晋美南杰以后，藏哇寺教区很快由四川壤塘、阿坝等地扩展到青海果洛的班玛、久治、甘德地区，其势力范围超过却尔基寺，成为中壤塘寺的主流。藏哇转世分为上藏哇、下藏哇两个系统而上藏哇（藏钦）为主系，辈辈相传，直到现在。
20世纪90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藏哇寺第十任金刚上师、觉囊派第四十六代法王云登桑布（1928-2002），挑起恢复重建中壤塘寺的重任，为振兴觉囊派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有关各方的支持下，他按藏哇寺原来的格局，重建经堂、禅殿、佛殿、佛像、佛塔、僧房及恢复讲经院、禅院等。为抢救觉囊派经典，他改用正楷雕版印制《笃补巴大师文集》、《多罗那他大师文集》等著述。云登桑布活佛先后五次前往北京，谒见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等人，提出了发展完善藏传佛教和恢复开放觉囊派各寺的建议。在这期间，四川藏区不少觉囊派寺庙相继得以恢复。“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表明,在川、青藏区共有觉囊派寺庙37座。其中31座寺庙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壤塘、马尔康、阿坝3县境内,另外6座寺庙分布在紧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北部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果洛境内的觉囊派寺庙在宗教上均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中壤塘寺。”[14](P51) 1993年10月，云登桑布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落实了恢复开放觉囊寺等问题。1989年被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聘为副研究员和《雪域百科入门金钥》系列丛书编审。
进入21世纪，觉囊派传承发展的重任落在第四十七代法主金刚上师健阳乐住的肩上。健阳乐住是云登桑布的亲传弟子，俗名华丹，1974年出生于青海果洛甘德县一个藏族家庭，5岁时被壤塘藏哇寺认作转世灵童，8岁时由云登桑布为他主持活佛坐床仪式。2000年云登桑布颁布《委任法卷》，授权他为大中观他空之四十七代法主金刚上师。“从此，健阳乐住活佛代师灌顶传法，收受弟子，开示法要。与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结缘，在汉族地区开创弘法利生的大事业。[15](P515)” 为觉囊派在当代的发展做了突出贡献。
作为现任觉囊派法脉传人和壤塘寺金刚上师，健阳乐住活佛为复兴觉囊派、弘广觉囊文化可谓不遗余力。十多年来，他全身心致力于恢复觉囊教法传统和发掘觉囊文化的深刻内涵及价值，整理出版《觉囊祖师文集》80余卷，梳理汇集觉囊梵乐并组织排演，开创觉囊唐卡、医药藏香修习传承事业，为觉囊文化的传承培养人才。2009年，觉囊时轮立体大坛城在中壤塘奠基开建，这是由云登桑布和健阳乐住两位法主发起兴建的大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大坛城是充分体现觉囊文化与实体建筑精妙融合的杰作，将成为川青毗邻藏区觉囊文化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实体时轮金刚坛城。除此而外，“健阳上师也十分重视从学术角度研究觉囊派的佛教哲学思想，特别推崇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6](P355)”多年来，他奔走于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促进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对话作出了积极努力，当选“2014中华文化人物”。
经过健阳上师的多年努力，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觉囊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冲出壤塘，走出四川，走向全国。2008年以来，健阳乐住率领“梵音古乐”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10余所高校进行巡演和交流，充分展现了觉囊“音声佛事”的特殊魅力，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赞赏，梵音古乐被誉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16] 2009年“觉囊梵音古乐”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健阳乐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健阳乐住创办了公益性的觉囊唐卡传习所，将千年传承的觉囊画派艺术无偿传授给当地的贫困青少年。2011年，觉囊唐卡第一次走出寺院，在北京隆重展出，受到各方好评。藏学家陈庆英认为：“唐卡中有殊胜法喜，唐卡中有庄严艺术。唯其如此，觉囊派的千年唐卡艺术，在藏哇寺一脉传承，为喧哗尘世，带来吉祥霞光。”[17](P66)此后，“觉囊唐卡艺术展”先后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成功举办，并以其“洁净精微”广受赞誉。特别是2015年，觉囊唐卡在博鳌亚洲论坛展出，壤塘唐卡传习所师生的作品引来众人围观，使更多国际友人领略了觉囊画派的艺术风采。
觉囊派从西藏传到四川，觉囊文化由古老走向现代，遭遇困境而战略转移的明智抉择、适应社会且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植根于雪域高原的觉囊文化如何走出国门，饶益众生，造福世界，应当成为社会有识之士和觉囊僧众志存高远的展望，同时也是众多关心、欣赏觉囊文化人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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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