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
摘要：在构建规范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秦亚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秦亚青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对“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新方法论的大力倡导和努力实践，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对本土思想理论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明确理论内核、提出工巧设计的研究方式，可以视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致路径。
关键词：秦亚青过程建构主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71-80
构建规范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人的一大愿景，也是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方式。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十余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形成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其中，秦亚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2012年出版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在该书中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部分学者的“沿袭和深化”。因此，探究秦亚青的学术历程，总结其学术理念特别是他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细览秦亚青的著述，可以将他的研究路径初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美国重心”甚至是“美国霸权”之说。客观地说，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优势地位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相关理论对于提升人们认识复杂国际关系事实的能力也有一定的价值。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没有历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国际关系学可能仍然会附属于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独立的学科地位。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其积极意义在于：“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如何做学理性研究，也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具有更加独立的地位和更加明确的内涵”。但毋庸讳言，包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根植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关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局限性不能否认。它像一切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一样，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存在一定的解释盲区。因此，如何恰当地认识和处理与这一知识体系的关系，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学者试图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同时兼具普适性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全盘拒斥、另起炉灶和不加甄别、全盘接纳，都不是恰当的反应。理性的行为应当是在批判中接纳，在反思中创新。
秦亚青就是遵循上述路径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作为美国密苏里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且成绩优异的政治学博士，秦亚青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熟悉的。学成归国后，他在外交学院长期讲授相关课程，并先后撰写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等多篇学术论文，主编了《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和《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本论文集。他是“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多个在中国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丛书的编委。他还翻译了《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等多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代表性作品，并撰写了多篇内容丰富的译者前言；其中，《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文本的问世直接推动了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传播，他为该书撰写的译者序“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因其细致且富有创建的剖析而在汉语学界具有很高的引用率。此外，他还“以学派为骨架，以学者为筋节，以学理为脉络”，编辑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该书涵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所选文章包括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沃勒斯坦等学术大家的经典之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
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深耕细作，使得秦亚青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畴、核心命题、研究路径和方法、理论观点以及学术上的得失了然于胸，这为他进行学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人文与科学的契合”的新方法论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惟有方法上的自觉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才有可能产生理论上的飞跃。作为一位接受过严格政治科学训练的学者，秦亚青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运用和传播。他指出，“从学科和科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必须讲究研究方法。……方法论既是学术探索的有力工具，又是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没有方法体系的学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科，不讲究方法的所谓学术文章与一般性新闻评述相差无几，对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实质性意义。进而，没有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的基础，我们也很难作出有深度和高质量的策论研究。”他在为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撰写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一书的中文本作序：时表示，“非常愿意向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推荐这本书”。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秦亚青还对国内国际关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缺失或者忽视方法的现实表示忧虑。此外，他曾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委托，为《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 2001版编写了“国际关系类论文的设计和撰写”一文，重点讨论了学术研究和现状研究两类论文的设计和撰写方式，阐述了两类论文的具体研究步骤。秦亚青曾专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生讲授如何进行研究设计，并以国际规范研究议程的发展为例，讨论如何进行突破性理论创新的问题。
秦亚青在美国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训练。这从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在这本采用统计学模式、“方法论比较严格”的著作的引言部分，秦亚青写道：“我们所说的研究方法是指爱因斯坦所说的，通过实验获得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步骤。……作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有着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尽管有如此的学术经历和学理认识，但秦亚青并没有变成一位机械、僵硬的科学主义者，而是在大力倡导科学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新的突破，并提出了“人文与科学的契合”的新方法论。他在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类型思维的基础上，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归纳和评判。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科学派和人文派之争，有着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就本体论而言，科学派坚信，国际关系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国际关系活动具有客观规律，因此，国际关系学研究与物理学研究本质上并无二致。人文派则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现象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获得意义的，因此，国际关系学根本不同于物理学。这种本体论上的分歧延伸到了认识论领域。科学派认为，既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这些规律，并说明( explain)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人文派则认为，由于许多社会事实是建构的，因此理解( understanding)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惟一方式。秦亚青指出，上述两派均存在偏颇之处，“都会走向极端，人文走向极端，发展到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则会走向本体的虚无和认识的缥缈；科学走向极端，则使科学成为神话，导致人的死灭和作为科学灵魂的质疑精神的消失。故在社会科学领域，唯科学和唯人文都无法永久地占据方法论的王位”。鉴于社会事实的存在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和主体间的共识，不像自然事实那样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因此，“成熟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方法论原则是多元主义。人文精神要融人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国际关系属社会科学，说到底，是以人为核心的研究，其终极关怀也应该是人：人的组织、人的行为、人的观念、人的尊严等等。”“国际关系方法应该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基底、人文和科学相结合得方法。”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秦亚青才翻译了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合著的《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
秦亚青提出“人文与科学的契合”的新方法论并非偶然，这既是他早期所受的学术训练所致，也与其个人气质、兴趣存在某种关联。他在上世纪80-90年代对英美文学的译介和评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对人文方法的优劣有着深刻的认识。“人文与科学的契合”的新方法论，无论是对秦亚青本人的学术生涯，还是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
国际关系学科具有鲜明、公认的跨学科性质，一些重要理论成果也是跨学科的产物。比如，结构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建构主义对科学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吸纳等等。对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使得秦亚青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也循着这种路径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阅读秦亚青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理解。比如，在《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涂尔干、韦伯、吉登斯、米德、布鲁默等社会学家和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塞尔等语言学家的理论观点，并融人了自己的见解。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一文中，他对格劳秀斯、洛克、斯密和康德等古典思想家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出色的阐发。此外，他对中国哲学研究者刘孝敢提出的“顺向格义”和“反向格义”进行吸纳和修正，提出了“交叉格义”和“零向格义”两个崭新概念。所谓交叉格义，是“指概念体系的相互借用”；所谓零向格义，“则指不存在使用概念框架的无格义状态”。至此，秦亚青获得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有力工具。
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大大拓展了秦亚青的理论视野，提升了他的核心研究能力，对他进行学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本土思想理论资源
作为社会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胎记，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地域或国别的特点。就此而言，本土思想理论资源应当是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支撑。离开本土思想理论资源的所谓的理论创新，很有可能只是西方已有理论的翻版，是一种理论上的被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秦亚青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加以体现。他曾写道：
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动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和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秦亚青对于从东亚视角、中国视角出发，试图发展出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华裔美国学者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在多种著述、多个场合予以充分肯定。
秦亚青认为，儒家文化的天下思想和朝贡体系的实践、中国近代主权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经历和集体记忆，无法躲避，也必然受其影响。如果说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但以传统的形式存在，而且对当下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就包含了知识再生产的可能。”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实践中有着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有着许多产生启迪的内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和智慧能够“在当下乃至以后的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发挥良性作用，这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秦亚青试图从两种中国思想理论资源中汲取营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他认为“其中包含了四个重要元素，即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所谓环境性，是指整体形势和关系背景；所谓互系性，是指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事物是孤立的；所谓互补性，是指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双方的互动创造出新事物；所谓可变性，就是认为世上万物都处在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变化之中，并且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变、转换成彼此，从而成为联合整体的一部分。在对四“性”的内涵进行细致解读的基础上，秦亚青还推导出了相关假定，包括：从环境性中得出“势”的假定；从互系性中得出“关系”假定；从互补性中得出“和谐”假定；从可变性中得出“变”的假定。二是现当代中国的优秀学术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的借鉴。赵汀阳指出，当今国际体系及其制度是威斯特伐利亚的产物，是管辖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的问题，无法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样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世界观和世界制度的世界，是一个“非世界”。中国周朝的体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制度体系，儒家提出的天下制度为解决当今全球问题提供了可以类比的方案。秦亚青认为，赵汀阳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外，他对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哲学家梁漱溟提出的信任概念、哲学家牟宗三和成中英对中西哲学精神的概括和比较研究等均有涉猎和借鉴。比如，成中英关于和谐辩证法的思想和论述，就使他深受启发，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关系与过程》一书中十分重要的一章，即“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
基于上述准备，秦亚青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这一崭新理论模式。该模式“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它强调动态实践而不是静态事实、强调生成过程而不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秦亚青希望，“这个理论模式能够解释现有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没有解释或是解释不足的国际现象，以此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宏大体系，显示那些被主流理论所压抑和所忽视的社会性特点。”鉴于关系性在社会世界中的特殊地位，秦亚青断言：过程建构主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意义”。
五、明确理论内核，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
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理论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硬核。“硬核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的身份。理论的硬核使得一种理论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一旦形成了一个理论硬核，一种新的理论也就即将诞生了。”因此，只有“形成一个理论硬核，才有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形成中国学派的理论硬核，进而创立起源于中国地缘文化语境但又具有普适性的中国学派”。当然，仅有理论硬核还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学术创新，理论家们还应当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即把思想置于一定的学术规范之内，“通过工巧的设计，最终实现知识的再生产。”否则，学术思想难以体系化和规范化，学术创新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为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考察了美国和英国两个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并界定了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之后，秦亚青提出：可以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确立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具有实践、知识和目的三个向度。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理论化，就是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的理论化。在由此而衍生出的具体研究问题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国际体系的进程和结构。要研究国际体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观念结构与中国发展进程的关系，进而研究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关系。二是国内结构和进程。应当考虑国家行为体的国内特征如何嵌入国际体系、国内结构和进程的发展趋向与实际变化对大国走向暴力抑或趋向和平的影响，国内进程对战略文化选择的作用等问题。三是集体身份的形成。即探讨国内国际两个层次上哪些结构与进程因素会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在秦亚青看来，“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也就有了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理论硬核和研究设计，除了秦亚青深厚的学术功底外，可能还与他的职业活动有关。一是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合作项目，与国际一流学者直接互动。比如，2004-2006年间参与著名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发起的“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项目，撰写了《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并促使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问题“做比较认真和严肃的深入思考”；与布赞就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否存在等主题展开的学理对话，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二是实际参与外交事务。除了长期担任外交学院院系领导外，秦亚青曾出任钱其琛副总理的特别助理，担任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的中方召集人，是外交部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会8位专业委员之一。他曾多次衔命出访，深度参与双边、多边二轨外交。他还曾进人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国际格局与中国外交，并就有关问题同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上述两方面的活动，使得秦亚青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较绝大部分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也就更有可能提出恰当的研究议题。
结论
前文初步勾勒了秦亚青构建“过程建构主义”这一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路径，其核心就是充分借鉴西方理论，深入挖掘中国资源。本文认为，这也应当被视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致路径。如果要做进一步概括的话，可以借用秦亚青的一本个人论文集的主题词，那就是“反思与重构”。没有对既往理论系统、深入的研习和反思，重构理论根本不可能；勉力为之，除了暴露行为者的虚妄与浅薄之外，产生的只能是空中楼阁式的学术作品；没有包含创新意义的理论重构，理论反思也就失去了目标和针对性，从而演化成一种了无生机的知识考古。关于这一点，秦亚青曾写道：“我们对前人的评述是密切结合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以便清楚界定研究范畴和提出研究问题。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我们不但试图发现同意前人的地方，而且要特别找到自己与前人不同的地方。科学研究的真谛在于建树，在于发展，在于创新。失去了这种精神，也就称不上科学的研究。”
总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只有把反思与重构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实践活动，才能进行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也才有可能发展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宝库，并为人类的整个知识大厦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天津，300387)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