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兰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新形势下的斗而不破的中日关系现状，思考中日关系走向。即本文回顾了“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设想在超越“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交恶甚至破裂，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构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与国家利益诉求的新型中日关系制度框架。
关键词：72年体制 2006年体制 制度性缺陷 新型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1-0087-98
2010年以后，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和中国的力量对比正在转变。特别是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海洋领土争端等问题不断激化，中日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所谓“斗而不破”的最低状态。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不惑之年的时候，中日关系却出现了40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
当今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不完备的开始”。2014年3月8日，东京大学主办了“现代日中关系溯源-1970年代再检证”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以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的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为主题，追溯当今中日两国关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渊源，对当今问题的原点之所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再思考。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等，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交涉以及邦交正常化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均认为“72年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
为此，本文旨在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于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现状进行制度性分析，撩开当前扑簌迷离的表象，从中日关系的历史原点出发，探讨中日关系的制度性缺陷，打破目前中日两国因岛争导致双边关系严重下滑的严峻局面，构筑符合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突破“72年体制”，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的新型中日关系。
一、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 “72年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直至2006年，中日关系的制度框架是“72年体制”。
所谓的“72年体制”是指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政府围绕台湾、历史、安保、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系，是两国领导人对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两国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之后达到的结合点。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历史问题：日本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中国放弃赔款的前提是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二是台湾问题：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即日台断交，日本从侧面承认台湾归属中国。
建立“72年体制”是中日双方的战略性抉择，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重要、最为敏感的两大问题。1972年复交的基本前提是，中日两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原则与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日本对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从对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敌对的中美双方开始考虑改善两国关系。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以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转换的十年”为契机，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使中美接近，打开了中美关系僵持局面，同时考虑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希望与美国、日本建立战略协调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意见不统一、党派林立，在对中国问题上，舆论要求改变政策。1972年，佐藤荣作首相的后任选举竞争激烈，最终田中角荣上台，与之后的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联合，推行对华协调政策。①此外，日本外部压力重重。例如，以中韩为代表的受害国家不断施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日本又遭遇美国的“越顶外交”，所以日本希望借中日邦交正常化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以保持国内稳定。
“72年体制”的建立有四个结构性特点：其一，对历史的反省与中日友好大原则。其二，中美日关系的稳定。其三，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持。其四，“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②在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日本明确表示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负有责任。作为回应，中国宣布在友好的前提下，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通过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超越了彼此在社会体制上的不同，奠定了中日关系“72体制”的基础。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以及经历过“战略性友好时期”之后，中日两国之间迎来了“黄金时期”，或者说“蜜月时代”。③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事件等等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但在“中日友好”的口号下，中日两国通过谋求更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得以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近代以来第一次良好关系。冷战时期，中国、日本和美国在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了实际上的战略大三角关系。直到冷战末期苏联解体，中、日和美国都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期间，日本领导者负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和赎罪感，积极促进了日本与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经济合作等。
“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双边关系达成的历史性协定，符合中日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两国政治家根据国际形势和东亚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地做出了正确判断，对此后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意义，对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这一协定具有以下不完善的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转换。④
其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日方在中国的一再坚持下，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日本没有提出侵略战争的措辞，因而遗留下日本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二，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中国放弃赔款，主要目的是迫使日台断交，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这里只是指官方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而没有放弃中国国民对日本国的民间索赔权。作为补偿，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援助，希望借此缓和民族仇恨、感情伤痕，促进经济、文化合作。据统计，到2009年，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36412亿日元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中，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ODA援助国，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的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到40%左右。这笔日元贷款被中方用于首都机场扩建、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等150多个建设项目，特别是在环保等领域的项目，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其三，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并没有直接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基本立场是，“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完全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立场”。其含义在于，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此外，1972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见解中，提出“关于邦交正常化后的日台关系，以政经分离的方式继续”。日本认为，对台政策涉及日本的安全尤其是日美关系问题，即如果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仅会给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正当性，而且将使日本援助美国防卫台湾的行动失去法律根据，这就意味着作为地域安全保障体制发挥作用的日美安保体制的瓦解。所以，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持有一定模糊性的政策。①
基于上述协定中的不完善因素，中方对此协定提出了反思意见，日方一部分人士则从相反角度也质疑日本政府1972年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让步太多，由此引发了新的争论。因此，今后在冷静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必须对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各种问题的解决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2006年体制”建立的原因、特征、问题
2006年以后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72年体制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日关系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了从重视历史、重视友好转向重视国家利益、重视现实战略的趋向，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转型，国分良成先生将之称为“2006年体制”。
造成“72年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的具体原因有四个：领导者（人）、国家实力（力）、国家利益（利）和国际因素。
首先是领导者因素。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方面，从毛、周时代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到邓小平访日后接受日元贷款，接着胡耀邦时期中日间建立了“尤其良好的关系”等，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多元化、信息化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外交决策的一元化此后逐步向多元化发展，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方面，佐藤政权对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姿态；但田中政权时期，尽管日本国内对田中国内政策的评价褒贬不一，田中在对华关系上仍采取积极对话姿态，促成了中日的邦交正常化，获得了日本的极高评价。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各方领导人发挥了超越制度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冷战后日本政局不稳，尤其是2006年以后，出现了“一年一相”的政权频繁更迭现象，日本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其政权的稳固、利益团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以及选民的支持率，而不是政策本身。因此，日本的领导力大幅下滑，对华外交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此外，民主主义的成熟也导致日本外交政策日益受到舆论的影响。同样，在中国，由于对外开放和互联网普及，民众关注政府政策，舆论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大。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做出放弃对日赔款时主要是政府决定，所以近年来中国民间围绕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讨论热烈。
第二，国家实力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发展迅速，从地区大国一跃成为全球大国，中日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尽管目前在日本出现了预警中国经济停滞的观点，①但日本总体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存在感不断增强，②日本还没有坦然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虽然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但两国对于缓和彼此紧张关系，以及构筑一个两国关系的新基础仍然缺乏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准备。
第三，国家利益的追求。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随着“72年体制”的逐步削弱，传统的中日关系中的“友好关系”热度下降，更多地趋向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例如，与钓鱼岛、东海海底资源等“利益”相关的问题。日本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强了本国的利益诉求，在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防空识别圈等方面不断强化中国主张，减少了与日方进行妥协的空间。④
2002年11月，小泉内阁时期发表了“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解释了“真正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即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拥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积极推进国民交流与人才培养。④其中，强调制定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必须考虑以下国际因素，即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军事力的显著发展与强化、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已经逐步摆脱了二战结束后一直奉行的和平主义和谨慎姿态，更加强调日本国家利益，并且日益重视中国国力的增长与发展态势。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成为以安倍等为代表的21世纪以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共同的政治理念，对于领土主权归属奉行强硬政策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
第四，国际因素的影响。 “72年体制”的产生是大国关系博弈的结果。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中日关系处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兴起等两个因素导致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变化。在冷战时期，中美日形成战略协调的大三角关系，美日极力鼓励中国加入国际社会。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中国未来在国际秩序中将充当的角色上来。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的征兆，①日本在中美夹缝中寻找自主外交战略遭遇重重挑战。其次，在台湾，出现了台湾独立的动向，日本开始不断利用台独势力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为此，2006年以后，中日之间虽然确立了战略互惠关系，出现了“2006年体制”，但是内涵不明确，并且缺乏制度性安排，因此中日关系出现了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中日友好”曾经解决了中日之间的许多摩擦；然而新的一代领导人更倾向于从利益和实力的角度互相看待对方。为此，中日关系问题突出，在地区结构性主导权、地缘冲突、主权争端以及历史等问题上冲突日益凸现，并不断激化。
日本认为，随着中国GDP超过日本，传统的日本对华国力优势发生逆转，日本对华政策随之改变。即，从“72年体制”下的因历史谢罪因素导致对华协调甚至妥协政策转向对华竞争政策。由于中日实力此消彼长，引发日本国民的心态发生微妙变化。随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经济实力差距缩小，日本从政府、学界、媒体到民间，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不安，明显加深了关于“中国崛起”挑战日本的紧张与焦虑。
三、中日关系的现状：斗而不破的消极平衡状态
综上所述，传统的“72体制”自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无论是“72年体制”还是“2006年体制”，均存在脆弱性和非持续性，其原因有三。其一，中日战略性冷战妥协的结果。其二，属于强势领导人的决断，缺乏充分的民意保证，为此，遗留下战争赔偿的中国民间压力，日本政府相应地出现了谢罪疲劳的不满情绪。其三， “72年体制”繁衍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但缺乏法律性支撑文件，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在1972年体制中，道义重于法律、情重于理、人重于制度。另一方面， “2006年体制”则因内涵不明确难以持续贯彻落实。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72年体制”出现了问题。从国际环境来看，维持东北亚秩序的三个支柱，即1965年的以日韩基本条约为基础的日韩“65年体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的中日“72年体制”、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为基础的中美“72年体制”均已发生了动摇。日本与韩国之间，出现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竹岛问题等摩擦，正在谋求新的日韩关系框架。日本与中国之间，同样出现了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领土纠纷与摩擦。中美“72年体制”也在经受挑战。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双方郑重声明：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但显然，这些约定正在逐渐失去效力。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面临两大突出难点：一是缺乏新的战略谅解、缺乏政治互信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关系、深化合作的瓶颈；二是缺乏重筑合作模式、扩大合作亮点、强化战略支撑的切入点。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是，同处战略转型期的中日两国，在各自构想的地区及世界秩序中以何种方式，给对方以如何定位。随着支撑中日关系的力量对比、地缘战略、外部环境、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变化和调整，在所谓的“苏联威胁”消失后仅以经济合作与特定历史谅解情结为支撑的双边关系框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无法再继续有效规范关系的实体。中日关系正在经历的变化带有空前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直接构成对旧有模式与政策思路的历史性挑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是中日关系依然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消极平衡状态。这是因为，中国认为战后以来日本致力于和平发展道路值得评价。2009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教科书指南的指导纲要》，关于近现代史教科书的编写，要求编写人员明确区分1945年后的日本历史与1945年前的日本历史，教育青年学生明确了解1945年后的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也提出，中国对1945年后的日本研究不足，应该重新研究这段历史，更加积极地评价1945年后的日本和平发展道路。2013年10月26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北京一东京论坛在北京开幕。”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揭示的精神内涵可概括为“以史为鉴、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三个方面。坚持走和平、友好、合作、互利、共赢之路，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今后，围绕两国的历史观，关于1945年后的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将成为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2012年12月，作为“2006年体制”创立者之一的安倍内阁再度执政以来，号称“冲破危机内阁”，提出推进货币宽松、财政扩张、结构改革等“三支箭”，希望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2013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以压倒优势取胜，今后三年自民党将连续执政已经毫无悬念。政治的稳定将使日本尽全力恢复经济上“失去的20年”。此外，在安全保障方面，正在对防卫政策进行全面修改，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新防卫大纲，通过秘密保护法，准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日美防卫协力指针等。日本对华将着眼于经济利益、谋求改善关系，称中日关系为21世纪最大课题，但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放弃现有立场，继续坚持强硬政策，同时谋求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的实力下降趋势做出应对，日本的自主外交、自主防卫要求增加。
日本是东亚大国，在经济上具有全球影响力，而政治上则只有地区影响力。美国霸权衰退的长期趋势及对中日力量对比持续变化的预期，使得安倍欲通过长期执政实现修宪强军，增强日本本国的自主防卫、外交能力，相对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四、未来新型中日关系的建构：超越“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
目前，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中日关系正在发生急剧变化，①斗而不破成为当今中日关系最主要的特征。今后，需要考虑中日新型关系的构建，防止中日关系破裂，目前最基本的对策是争取中日双方不斗不破。其制度框架则是超越“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的替代体制。
替代体制的基本内容设想如下。
第一，在“2006年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明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全面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如何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如何在稳定周边与推动多极化之间把握平衡，将是新世纪最富挑战性的外交课题之一。
第二，遵循政经不可分离原则。中日关系的传统结构是政冷经热，为此尽管近年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但是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经济利益对政治关系的改善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尽管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以来，中日两国经济活动减少，日企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波及，中国对日贸易、旅游、文化交流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相对于中国所受到的损失，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消费不振、经济重振乏力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必须采取政经不可分离的政策，在推进中日经济关系的同时，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
第三，强调中日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同时，追求共同的地区利益。大国关系就是追求利益的共同点，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文化领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中日关系最主要的共同利益是经济利益，同时在对待像环境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有很多共同点。
第四，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妥善处理有限的摩擦、冲突，防止中日双方的任何一方先行打“第一枪”。今后，中日两国在加强安全合作的同时，需要加强对话与沟通，避免最坏程度的冲突。
自民党竞选纲领专门提到钓鱼岛，提出“要强化对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的支配，研讨在该岛常驻公务人员，整备周边渔业环境，设立相关扶持政策。”另外，自民党在教科书审定方面考虑进行“彻底改革”，将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中的“近邻诸国条款”，即在教科书审定时减少考虑邻国的认识和感受，而是倾向于“尊重日本传统和推崇爱国心”。
对此，针对日本的强硬措施，中国应考虑到与日本的局部冲突，同时开拓与日本政府新的外交沟通渠道，寻找外交谈判的可能性，妥善解决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力争将钓鱼岛问题控制在中日关系的局部问题上。
第五，扩大沟通渠道，开拓官方、民间双轨外交路径，特别是加强精英政治的影响力。在信息化社会，传统的强势领导人掌控对外政策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民意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今后应继续推进中日关系中“以民促官”的良好传统，综合、全面介绍日本国情与社会心态，客观报道日本知华派人士改善中日关系的种种努力，改善中日国民感情，改善民意基础。
第六，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中日海洋合作的共同利益，有效管控海洋领土争端的消极影响。中日之间存在海洋领土争端零和博弈危险的海洋安全困境，但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开发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日本是一个海洋立国的岛国，追随美国控制海洋是其地缘政治目标。而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大国，正在迅速发展海权，这必将与美日同盟发生摩擦，中国周边海域其它争端大多是这种摩擦的“溢出”效应的衍生品。
中国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重点落实海洋经济、海上互联互通、环保、科研、搜救以及渔业等国际合作。例如，在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方面，日本、美国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做法可以借鉴，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可以在港区对接、口岸互通、信息共享、运输业、仓储业、船舶和货运代理方面深度合作。在海洋科技合作方面，目前两大海洋科技前沿技术是深海开发和极地考察，这方面我国与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可以开展国际海底区域勘查，发展深海技术及其延伸，培育深海产业发展等。
第七，加强中美关系，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阁议通过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改变了日本二战后“专守防卫”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的军事存在，“、同时也体现了安倍政府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理念。②但是，由于历史及法理因素，美国对待钓鱼岛争端显示出模棱两可的模糊态度：一方面声称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另一方面继续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会保护这一地区。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敦促美国加强对日本的安全管理，促使日本承认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事实，回到政治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谈判桌上。
综上所述， “72年体制”基本上是中日双边体制，或者说是建立在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框架下的双边关系安排，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善邻友好基础上解决历史问题以及台湾问题。 “2006年体制”则更多地从地区角度构建面向未来的“地区中的中日关系”。⑧在“2006年体制”之下，随着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的日益升级，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容乐观，但是中日关系仍然具有改善的余地，④应该考虑在突破“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的框架下发展中日关系，即从中日“友好”转向中日“利益双赢”的理性新型关系。
2014年11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夕，为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双方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明确了深化“2006年体制”的建设性内容。第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第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第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从长期来看，21世纪日本外交路线面临三个相互对立的选项。第一，日美同盟方面，彻底坚持路线与原则坚持灵活对应路线的选择。第二，全球化方面，坚持市场主义与选择性阶段性适应的选择。第三，历史定位方面，对美一边倒与善邻友好主义的协调问题。“、日本认为，在21世纪，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不同，经济相互依存度极高，新兴国家的发展依赖于先进国家构筑的全球化体系。因此，尽管双方经常出现利害对立或竞争，但是这种对立难以成为敌对的局面。②所谓中美新冷战、或者亚洲新冷战的说法难以成立，特别是日本国内出现了新一轮关于反对集体自卫权、防止中日交恶甚至战争的思考。因此，尽管目前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扬政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步摆脱了二战结束后一直奉行的谨慎的和平主义政策，更加强调日本利益；但是，出于对地区以及世界的贡献，中日之间达成新的战略谅解基础依然存在。中日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是中日双方为改善关系迈出的可贵一步，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当然，在乐观看待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同时，还需要警惕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下日本政府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迹象，需要敦促日本言而有信，切实履行承诺，真正做到与中方相向而行。
总之，中国今后一方面需要加强与日本政府的协调，寻求各种政治解决双边关系危机的办法，防止中日关系破裂；同时，中国也需要继续坚持经济增长政策，并加强海洋强国建设，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逐步建设成为海陆兼备的综合性大国，进一步增强国力，这是确保中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与发展动力。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92）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
（责任编辑：赵裴）
陈拯
摘要：冷战结束至今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一书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的拓展，着重讨论正在兴起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文章梳理了这一新范式兴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展示了其强调全球性互动、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全球史视角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问题领域与史料来源，通过更新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描摹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历史图景。虽然其学术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检验，但确实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文章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冷战史全球史跨国进程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139-157
历史是“古”“今”间的对话与视域融合。冷战终结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近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剑桥冷战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与《牛津冷战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集中展示了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前沿动向。针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进展，陈兼、余伟民、沈志华和夏亚峰等学者都曾有专文评述，但是对冷战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变讨论仍嫌不足。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本文围绕上述两本新著（特别是国内学者接触更少的《牛津冷战手册》），着重分析近年来正在兴起的“冷战全球史”（或称“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以下，文章首先论述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兴起与展开；随后着重讨论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背景、特征与得失；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一、冷战国际史的兴起与拓展
以冷战结束为界，学界通常将冷战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此前的研究被一些学者称为“冷战史旧研究”，实际是各国外交史的延伸，在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单边性”。冷战终结后，学者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加以考察。同时，苏东国家档案大量公布，使研究能够建立在多国多边档案基础上。 “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应运而生。“冷战史新研究”并无“独一的研究方法，更不是一个学术流派”。其突出特征是在冷战终结赋予的全新时空框架内，综合利用各方档案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研究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但依旧沿袭传统外交史范式，同时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突破主要在苏东国家档案的应用上。这一时期，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重新考察冷战史。一批冷战史研究项目与机构在各国相继成立，跨国学术对话日渐增多，研究对象拓展与分析视角转换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所有这些进展汇成了“冷战国际史”的浪潮。
所谓“冷战国际史”，按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冷战终结与多国档案的开放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和思考视野。档案解密和学术研究相互推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考察某一专题已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档案利用的国际化促使各国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网络逐渐形成，推动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研究。
除了史料来源的多元化与广泛的国际交流，本文认为，“国际史”还体现为学术观念的更新，特别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与美国外交史整体的“国际史转向”相同步。⑤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于传统外交史局限于使用本国档案，不熟悉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忽视他者自主性与关系互动的缺陷。“国际史”提倡多方视角，不再局限于美苏等大国，而是重视其它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众多处于冷战“从属”与“边缘”的地域得到重视。例如，罗伯特·麦克马洪( Robert J.McMahon)在1994年出版的《冷战在其边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The Cold War on the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India，and Pakistan)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南亚次大陆这个长期为冷战史忽略的角落，讨论美苏两国基于在中东等地的战略需要而介入南亚次大陆的过程与影响。进入新世纪，在“9·11”事件等的刺激下，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更成为研究热点。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文安立的《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Our Times)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
其次，虽然国际史的研究中心依旧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政府间外交，而是围绕内政与外交的关联，将研究的触角扩伸到其它领域。由于传统课题空间日渐拥挤，竞争压力下，研究者们尝试各辟蹊径。冷战史研究开始转向开拓以往少有注意的经济、文化、社会议题，考察美苏冷战在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表现。张曙光以“经济冷战”为题讨论了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带动了有关制裁及援助等经济手段在冷战中应用的研究。同时，聚焦“人心的争夺”，更多学者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冷战意识形态竞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影响。其中，对美苏之间或公开或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的探究兴起较早。有关美国文化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受福柯学说的影响，冷战时期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发展则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有力展示了冷战如何形塑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
这些进展刷新了人们对冷战的认识。作为集大成之作，由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两位领军人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夫勒教授(Melvyn P．Leffler)和伦敦经济学院文安立教授( OddA．Westad)领衔主编的《剑桥冷战史》在历经近十年的编撰后于2010年4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三卷构成，分别论述冷战的缘起冷战危机与缓和以及冷战走向终结的过程。它集中展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首先，该书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由20个国家7l位冷战史学者共同完成（北京大学牛军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全景式地描绘了冷战在世界各区域的影响，展示了不同国家的视角和观点。其次，该书除了对重大事件与关键国家给予讨论，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所收录的文章广泛涉及了人口变动、消费文化、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问题；除了双边关系，不少篇章讨论的是全球与地区性问题。作者中更有不少是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展现了多元的思想倾向与研究路径。《剑桥冷战史》是对国际冷战史已有研究最为权威全面的总结，提供了及时到位的研究与教学向导，标志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熟。不过，或许也正因其力图全面均衡，该书也显得个性不够鲜明，在思想的新锐性与提出新议程上稍嫌不足。
二、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学者看待冷战的目光更加超脱。在挖掘新史料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新的思考框架与研究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数十年间，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逐渐成为史学主流。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被看成是传统史学的最后堡垒。它们对政治精英的关注，对国家中心叙事的执着，对官方档案的依赖，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同时，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人文学界的“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也逐渐冲击到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领域。传统研究过分强调物质性因素，忽视理念、话语与文化因素等也成为诟病对象。
如果说，面对上述变化，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家还能以研究对象特殊回应的话，那么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巨大转变则对传统范式提出了更直接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受国家的左右，而是受到跨国联系网络与全球性趋势的影响。同时，社会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发明显， “文明间关系”成为热点。面对新的世界图景，忽略超国家力量与非国家行为体，忽视物质权力之外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传统外交史研究路径的不足暴露无遗。以国家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研究对象的旧范式既落后于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理念革新，也脱离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既有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式已不足以处理不断涌现的新材料与新问题。在此背景下，伴随新一代学者的成长，近年来冷战史研究逐渐有所调整。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将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视野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
以追溯跨国与全球性历史进程为志向的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虽然对其具体意涵等仍有争议，但相关研究在研究旨趣，分析视角，问题意识等方面不乏共通之处。全球史学者批评西方近代专业史学的民族国家本位，将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的历史互动作为描述重点，把目光投向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环境变迁、物种交换、疾疫传播、移民迁徙等一向被忽略的领域。他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全球视野”与“区域／本土研究”的结合，主张从“本土”与“域外”互动的角度，梳理人类交往联系逐步扩展连结成全球性网络的过程。这些都构成了全球史研究独特的学术品位。全球史作为一个史学新分野的姿态正日趋明显，同时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也开始吸纳这一新的研究取向。
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史研究，就是强调用跨国互动的眼光，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全球性视野中重新审视冷战的历史进程。某种意义上，这是“国际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在冷战国际史兴起的过程中，大量研究已自觉地将冷战置于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下加以认识。不过，绝大多数的国际史研究依1日以政府间外交关系为中心展开叙事。虽然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讨论并不鲜见，但相关叙事依旧从属于国家间外交关系，对各领域独立的发展逻辑，特别是那些并无明确官方色彩的跨国互动考察不深。作为“国际史”转向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入江昭就批评所谓的“国际史”虽带有“国际”(international)-词，实际还是以民族(nation)或国家(state)为主要分析单位，而将个人和团体纳入到国家框架中去理解，仍未能走出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窠臼。正因此人江昭提出用“跨国史”代替“国际史”，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关键推动者。
与“国际史”不同，全球史视角更强调全球性趋势而非政府间互动，关注跨国互动与非国家行为体，主张将冷战史研究中从两极对立视角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将之放在一系列全球性进程背景中加以考察。在传统的战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它限定我们用地缘政治的框架看待所有事件，遮蔽了这一时期其他全球性进程对冷战的影响。但是，如人江昭等人所指出的，冷战时期还出现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它们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并不亚于冷战，对于冷战的演进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将跨国史与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史研究，将地缘政治放在与其它线索共同编织的全球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能够观照到许多对人类命运与国家间关系具有重大影响但长期被忽视的事件，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冷战与“冷战时代”。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诞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举行，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遇恐怖袭击；1973年到1978年发生石油危机；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达成人权协定；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1979年人类最终消灭天花，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容小觑，在传统的冷战史叙事中却鲜有讨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的影响，但又独立于冷战，而恰恰是这些新变化将世界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推动了冷战的转型与终结。②
在此意义上，全球史视野对于冷战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提醒人们，不能把研究对象限制于传统的两极对抗，而必须“跳出冷战看冷战”。对冷战的准确理解与估价都离不开对更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认识。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它应当被嵌入到那些相对自主独立，但又不可避免地与冷战发生关联的区域及全球性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恰如其分地显示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同时也展现比以往记录更为丰富的细节性，特殊性与复杂性。
三、跳出冷战看冷战：全球史视野下的冷战史研究
将全球史视野引入冷战史研究的具体尝试才刚起步。由伊莫曼( Richard H.Immerman)和戈伊德(Petra Goedde)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可说是一声响亮的号角。与《剑桥冷战史》依旧以时序为轴线展开对重点国家、事件和议题的讨论不同，《牛津冷战史手册》采取了新的编撰架构，凸显研究视角的转变与对象的拓展。它注重专题而非事件，即便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都未有专门讨论；偏重区域而非国家，诸如南亚，非洲，南美等边缘区域，占据了与热点地区同等的位置。虽然该书主编及各位作者的学术声望难于同剑桥冷战史“集一时之胜”的强大阵容相比，各位作者的认识层次与深度也参差不齐，但全书还是鲜明体现了强调全球性趋势、关注区域互动与跨国关系，淡化国家和政治精英的共识。这些别开生面的文章编组在一起，显示了“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史研究”（又称“冷战全球史”）的一些突出特征。
首先，强调冷战的全球维度，将冷战放在全球性的体系进程中加以考察。在笔者看来，“冷战全球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一面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素（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包含人员、信息、知识、技术、资本，自然要素等等）的跨国流动及关联进程；另一面是美苏两极对立为核心特征的国际政治体系进程，这二者在冷战时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影响？信息革命与教育变革，国际组织的兴起与区域一体化，非殖民化与世界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城市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传播，人权理念传布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萌动……，这些跨国与全球性历史进程有自主的动力机制，在冷战之外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发展。同时，它们与冷战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关联反应。要更准确地理解冷战，历史学者有必要更好地发现、记录和阐释这些关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影响，从而展现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图景。
冷战需要放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全球性变革中，结合一系列全球性趋势来考察。以非殖民地化为例。400年的殖民主义体系被彻底摧毁，这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伟大变革。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又同冷战密不可分。美国和苏联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反殖民主义，并且介入其中，受其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第三世界更多被视作超级大国干预的被动对象。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强调相关区域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开始考察“非殖民化”与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政权构建如何影响到大国与大国关系。例如，有学者就敏锐地指出，冷战竞争与“非殖民化”的“相遇”，除了影响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构建，同样塑造了各“殖民帝国”的解体机制与过程，构成了今天这些国家体制与认同问题的关键背景。非殖民化反过来也刺激并推动了大国自身的政治社会变革。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给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巨大推动。最后，殖民体系崩溃带来国家数量的大幅增加。新兴民族国家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新政治力量兴起的前提，也是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前提。它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重新塑造了大国间的竞争模式，推动了冷战的转型。与之类似的全球性变动还有：环境能源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亚融入全球市场，并在世界体系中取得独特地位），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各国国内政治多元化，导致国家对外行为的丰富多样）等等。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政治多极、多元甚至碎片化等趋势相伴而生，都是同上述冷战时代的重大变革紧密关联的。
其次，全球史研究强调多问题领域间的互动。美苏给世界带来的最突出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的竞争与冲突。冷战全球史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打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领域的区隔，对其互动进行全方位的展示。社会、文化、环境等所谓的国际政治低端议题，正成为冷战全球史研究的重点，经济冷战与文化冷战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扩展深入。以经济冷战为例，除了诸如制裁、禁运、援助等经济手段如何被应用于冷战斗争的传统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从宏观视角考察以冷战为背景展开的各个集团间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对区域及全球经济秩序的争夺，以及全球性经济变动对冷战进程的深刻影响。例如，文安立就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但是原料价格下跌、国际资本的“卡特尔化”、“以物易物”贸易方式的边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使得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转折（在文安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体系促进了这四个条件的“成熟”）结果，第三世界国家本来要用于社会福利、经济改革和集体化上的经济资源大为减少。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不能满足人民对这种制度的期望。社会变革计划难以为继，苏联模式的号召力也随之下降。冷战的结束并非一夕之功，恰恰是伴随这些渐变性的经济社会变动而最终发生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从冷战较量的角度看文化、看社会而是从跨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冷战。受到社会史与文化史潮流的影响，眼光向下，与普通人体验密切相关的移民、电影、体育、海外旅行、疾疫传播，以及国际艺术展览等跨国活动得到关注，借以透视深层的、隐蔽的时代风貌与国家间关系。例如，有学者就以韩国政府与美方合作整顿驻韩美军营地周边性服务产业的“清洁运动”(clean-up campaign)为切人点，借由最下层的韩国妓女同美国驻军的关系来隐喻和透视冷战时期的韩美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大量借鉴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手法，性别、身份，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范畴，对理念、语言、修辞和语境的阐释成为重点。诸如“男性气质”（Masculinity）等成为研究冷战的切入点，连同性恋等议题都成为一些论著的研究对象。还有学者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美国卷入越南的文化心理根源进行了分析。通过提出新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文化传播，种族、阶级和性别在建构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等），考察新证据（包括通俗文化和民间材料），使用新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文艺批评），这些研究描绘了一幅充满张力的跨国社会文化流动与冷战格局交错的复杂画卷。
最后，全球史视野打破国界限制，注重国际与国内的关联。其关注对象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外交精英，跨国行为体与跨国行动成为研究重点。全球史研究强调本土与域外的互动关联，“国际”与“国内”的界限被打通。受此影响，研究者关注冷战的国内面向，指出国内进程塑造了一国政治精英和大众对于冷战挑战的因应方式，同时又受到冷战进程的影响。例如，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杰瑞米·苏利( Jeremi Suri)讨论了1960年代末几乎席卷全球的社会抗议风潮同冷战缓和的关联。他指出，在冷战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各国统治阶层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以服务于国际斗争需要；但是大众的参与反馈却大大超越了预期和控制，出现了1968年世界性的社会抗议风潮。“形形色色的造反”冲击了各国的国内秩序，促使政府和精英寻求对外关系的稳定，成为冷战缓和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跨国行为体与跨国社会网络在冷战全球史中也得到重视。学者们强调，冷战进程中的很多行为和活动并非是由国家实施的。并不是所有超越国界的活动都能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去分析。大量著作开始讨论跨国行为体与跨国社会互动在冷战缘起、发展和终结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除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冷战背景下的发展，以及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on Scienceand World Affairs）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共同体等在反核运动中的作为，各种形式跨国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等也广受注意。其中，地方性社会抗争与全球性背景的关联成为讨论焦点，涉及了人权，环境等众多社会问题领域。当然，跨国关系与冷战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跨国行为体的构成，动机与行为并不单纯，许多组织本身就有着公开或隐蔽的国家背景，其历史影响也是复杂的，需要注意避免理想化倾向。在此，最值得反思的或许是伊斯兰极端组织与跨国武器走私网络在冷战时期的兴起。
四、全球史视角与冷战史研究的创新问题
全球史视角的引入，是冷战国际史学术创新的需要。在传统领域日渐拥挤，突破乏力的情况下，新视角的引入，或许能够为冷战国际史研究打开新局面。除了选题、视角与叙事手法的更新，全球史视角还拓宽了史料来源。长期以来，冷战史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被官方档案的公布所左右。但是，由于冷战本身的敏感性，各国官方档案的开放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程序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至今仍有大量关键文献尚未公开，这构成了冷战史研究的一大瓶颈。面对这种情况，通过研究视角的转化与课题的拓展，虽然外交档案仍然关键，但是敏感性不那么大，获取也相对容易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档案，特别是影视作品、个人游记、商业广告、社团记录等民间材料都可以为学者们所用，发挥冷战史研究价值。由此，可供冷战史研究者考察的材料范围几乎被无限扩大了。
历史研究的进步既表现材料的集聚和剖解，也表现为材料的串联与贯通。全球史等新视角的引入，拓展了解读与组织史料的角度，活跃了学者思维，从而对已有史料做出新的阐释。传统的冷战史研究重视官方档案，但解读和组织档案的视角单一，认识也就难免大同小异。有时候，新材料也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新见解。例如，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议题，国内外学者根据新近公开的史料出版了不少成果；但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些成果所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以全球史等为代表的跨学科视野及方法或许能够帮助史学家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解读并利用史料，为冷战史研究开辟新局面。
此外，全球史视野推动了冷战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分支的交流与融合。除了历史学，其它学科领域理念与方法的介入更丰富了冷战史这块园地。冷战史研究不仅同广义的当代世界史以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专门史打通了界限，也与史学之外的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从中汲取思想和方法资源，在对话交流中彼此促进。如果说，以往对于外交往来与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主要借鉴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那么全球史视野下，关注跨国往来的新研究则更多地从性别研究、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族群研究中汲取灵感。思考路径的改变，或许将使历史叙事焕然一新。
总之，通过引入全球史视角，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动态视野中审视冷战，“冷战全球史”将冷战放置在人类社会现代性变迁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关注冷战与各种跨国／全球性进程的关联，赋予更多的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以自主性，在全球系统中考查他们间的互动。同时，相关研究通过引入其它学科的分析视角与方法，重视社会与文化层面，拓宽了冷战史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革新了人们对于冷战的理解，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不过，需要指出的，新视角的引入，新议题的拓展，同样不乏隐忧与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新范式的冲击让冷战史的属性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在研究范围空前扩展的同时，“什么是冷战”与“什么是冷战史”的问题重新变得尖锐起来。在笔者看来，研究领域的交叉与拓展需要有所界限，一个学科领域还是要有核心问题和边界。冷战史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或世界史应当有所区别。学界业已形成的共识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安全竞争，冷战也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人心之争”，即制度认同和选择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在冷战史的学科领域内，对各种经济社会文化议题以及跨国行为体与全球性趋势的讨论，还是应当围绕理解“冷战”这一中心展开。那些跨国性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件与冷战间的关联不容忽视。但是，就不同事件或议题与冷战的关联程度而言，其显要程度却存在巨大区别，必须通过与其它因素机制的比较才能把握区分。在笔者看来，诸如“同性恋”等在性别史、文化史等专门史领域有其意义，对于深入理解冷战的核心内容却助益不大。与其它因素相比，冷战对这些社会领域的影响可能也极为有限。将类似事件生硬地嵌入冷战背景或赋予冷战意义，难免会给人过度阐释之感。就学术成果的评价而言，不能因为跨学科领域就降低标准要求。既然某些著作其本意并不在冷战（甚至研究时段也不限于冷战），将它们放在原本领域加以批判（这些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和成熟的评判标准）或许更为恰当。
同时，跨学科的新视野和新方法，确实为冷战史研究打开了局面，但也带来新的问题。“新范式”也有其不足，“新研究”也难免良莠不齐。全球史的宏观视角，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分析技巧，其实对于学者的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与方法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已有探索成果而言，举其上者，的确能将其它学科中各种理论学说“活学活用”，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确实有不少论著不过是将时髦理论或概念作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所谓的“新理念”与“新视角”确实也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和枷锁，予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满足感，放弃对问题的进一步思索与追问，结果使本应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沦为某些宏大概念框架的浅薄注脚。除了在各种“转向”间“晕头转向”，对“标新立异”的群起效仿，还很容易造成另一种研究程式化，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失去“新视角”原有的锋芒与光彩。事实上，《牛津冷战手册》的部分篇章就已经暴露了上述问题。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新的视角与新理论无法代替扎实的实证钻研。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第一手资料的积累和批判性使用上。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史观的许多基本认识，例如把世界史看成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其实未必就那么新颖，至少不是全新的。透过时兴的选题和“解构”之类的新词，传统史学的理论认识、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并未失去意义。新范式的提倡者，无论标榜什么旗号，也无论选题扩展到人类历史的哪个“被遗忘的角落”，都没有摆脱或不能放弃以尽可能多的一手史料说话的基本治史方法。这些提醒值得冷战史研究者深刻记取。
以上讨论的背后，是如何看待学科发展过程中新范式与传统研究关系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当某一历史问题研究领域的基本线索与叙事框架形成后，后人要继续开拓，确实需要更大的投入，才可能有所成就，而这些成果还很难具有为人注目的“突破性”。与之相比，在所谓的新领域，新视角下出东西，似乎要来得更加“便捷”。某种程度上，激烈的同行竞争是西方冷战史研究日渐剑走偏锋的关键原因。但是，作为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历史学研究创新的内涵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存在不同。新视角与旧视角之间，新叙述与旧叙述间并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而且传承本身就是历史学的重要使命。如前面所提到的，创新必须有所依归。理论与方法工具的更新，要以增进对学科核心问题的理解为宗旨。研究领域的拓展要分清主干和枝叶。就冷战史而言，国际体系与政府间外交关系的变动是冷战史研究的“主干”，日渐得到关注的其它领域则是其“枝叶”。冷战史的进步应当是“主干”不断加高粗壮，同时“枝叶”愈发繁茂的过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不应淡忘既有研究的成熟路径，免得将来还要辛苦“找回来”。学者们在锐意创新的同时；还应注意不忽视、不贬低、不扭曲前辈先进的已有成果，注意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与动态性，在“新”与“旧”间维持恰当的平衡。
结论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化”等的推动下，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冷战国际史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丰富发展。研究的国际化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视角的转换，它同时包括学术观念的更新，并导致对冷战史学科的性质、范围及研究对象的重新讨论。通过讨论新议题，挖掘新材料与引入新路径，冷战史研究得以不断开拓前进。全球史视野的引入，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展示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史图景，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当然，这一潮流也才刚兴起，其学术价值还有后续研究的检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文的梳理与评论，更多是基于美国学者的研究进展。毕竟，他们依J日执学界之牛耳，对学术议程与潮流的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讨论无疑是有局限的。冷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就有自身的学科发展脉络与现实问题。在沈志华先生等的引领下，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冷战史研究在档案整理、实证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冷战史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正面临不小的挑战。如果说国外学界的隐忧是不少研究在创新压力下剑走偏锋以致有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么国内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保守，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导致延伸空间不足。特别是与海外学界（在海外，年轻学者往往是新思潮引领者）相比，我们的青年一代学者仍较缺乏敏锐的创新意识与独立的问题意识，受制于知识储备与理论素养的不足，自觉提出新课题与新思路的能力不足，解读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有待提高，难以创作超越前辈学者的作品。
要改变这种情况，年轻学者需要加倍的努力。除了继承前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依靠广泛收集利用一手史料，做出真正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还应密切关注国际学界前沿动态，汲取先进经验，转换研究思路，力求在思想见解上有所突破。如前面提到的，要使新范式、新方法的采纳不流于形式，很有必要苦练内功，夯实学养基础。其中，就要求对历史学其它分支领域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进展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充分的关注。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冷战史学界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还不够充分。举例而言，冷战史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借鉴还仅限于少数几种现实主义理论。除了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又被简化为“权力、制度、文化”）的简单理解，对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跨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大量具体解释性理论的认识还很有限；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相关知识，以及社会调查、统计计量、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掌握也还很欠缺。要推动学科更上层楼，年轻学者任重而道远。除了纯朴扎实的学风，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和研究技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各种前沿范式背后的思考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与研究操作中，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进步。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30）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
（责任编辑：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