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斯瓦兰·辛格 张贵洪
摘要：亚洲的多样性使多边主义成为亚洲国际关系的适合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亚洲在次区域形成一系列创造性的多边活动、范式和经验，与欧美地区的多边机制既有区别又相协调。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多边主义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亚洲发展的共识，多边主义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多边主义 亚洲 范式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30-0036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争论的重点是战争、国家安全和核威慑。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主题逐渐被对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本质的探讨所取代。很大程度上曾作为大国争夺的舞台和牺牲品的亚洲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学者们已经在谈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而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跨国人口贩运、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新问题似乎已经挑战传统领土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唯一尚存的超级大国能仅仅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应对这些挑战。未来没有一个挑战是可以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框架内得以解决的，这就使人们逐渐转向了多边主义。
事实上，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地经历了多种类型的多边主义。这就引起了对多边主义范式的大量争论，因为它要成为界定21世纪国家间关系最强有力的机制。尤其在亚洲多边主义成为最适合亚洲国际关系的一种方式。由于仍处于加强“民族国家”模式的过程中，深受传统上的多种古代文明和文化影响，再加上各国不同发展水平、领土和人口规模，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其国家建设，同时还在努力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的交叉的共同体和领土争端，因此，这种机制确实是最适合亚洲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多边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如此具有吸引力。当代多边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起源于当时亚非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并被主要理解为这些新参与者——如果不是新的主题——扩大了国际关系的“成员”和“论坛”。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并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一个缓和的体系中共处，作为一种权力驱动的多边主义最终成为由莫斯科和华盛顿支配的两极主义( bi-polarism)。这一时期，强调机制和规范建构的多边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仅作为一种表面形式或者被认为处于．20世纪国际关系的“边缘”。
一、进入21世纪的多边主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多边主义概念的新发展其实是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多边主义的若干特征。比如，即使今天多边主义依然主要从其否定性含义来解释，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孤立主义。[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经有所变化。如新近的争论开始为之提供一种肯定性含义，并努力通过结合冷战时的两极主义、冷战后的多中心主义( polycentrism)以及微边主义(minilateralism)范式，使之演变成为一种更为精确界定的范式。学者们现在甚至进一步把当代多边主义描述为一种更为深入和复杂的综合体，即与孤立主义和霸权不是分离而是协调形成的“一种随时变化的动态关系”。在这种变化中的复杂情形里，重要的是需强调亚洲和亚洲主要大国的贡献。
首先，我们很欣喜地注意到，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正是因为这个引起当代多边主义的争论——已经回来支持21世纪的多边主义愿景。毫无疑问，历史上美国曾经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拥护者之一。但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由于其核心国家利益的驱动，而不是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规范倡导者的推动。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为了：1、寻求合法性；2、分担责任；3、维持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因此，美国范式下的多边主义仍与亚洲的视角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所有这些范式均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比如，美国更倾向于“意愿联盟”式的途径，而不是欧洲制度型的多边主义；而亚洲优先采取基于含蓄的政治承诺，而没有法律约束的信任建立和预防性外交。同时，美国坚持治理中的透明度和责任给亚洲一些政权带来了麻烦。
亚洲多边主义经常被拿来与欧洲联盟的实验相比较，以探究欧洲是否有教训可吸取，但亚洲通过多边机制建立规范的经验与欧洲也有很大差别。无疑，欧洲模式也许更为先进，并被整合到其国家政策中，在本质上更具有法律性、正式和机制化。与之相比，亚洲努力保持更非正式、隐含和基于互信的特点。广泛而言，欧洲深信有前提的规范实施，亚洲则相信基于激励的单边行动和渐进的方法。亚洲的学者认识到欧洲经验的局限性，对具有泛亚含义和亚洲特色的多边经济和安全机制的长期发展抱有希望。
但是，尽管缺乏某种聚合，美国和欧洲大国继续与新兴的亚洲视角、范式和机制保持接触。正是从美国和欧洲范式与亚洲主要的区域和次区域（如西亚、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构想的协调过程中，我们看到加强泛亚多边主义范式的机会。由于美国和欧洲大国——后者现在已相对更好地发展了多边机制和范式——曾直接控制过亚洲部分地区，就使得这种协调更容易、更有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考察亚洲不同地区的多边行动和思想及其互相影响，以探究在亚洲地区间多边主义实践和范式中是否发展出某种一致性。在其他地区有自身独特优势的同时，我们看到亚洲大陆的东部在开展新的多边主义行动中处于领先，并已被接受成为亚洲多边主义的引导者。
二、亚洲的多边主义行动
经过长期的欧洲殖民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1895年）、南库页岛（1905年）、朝鲜（1910年）和中国( 1937)的侵略，二战的结束对亚洲以至整个世界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美国的占领以及随后很快产生的其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结盟以及在亚洲各地的一系列军事安排都重复着某种霸权主义，但这一阶段也可以看成是亚洲在形成自身特点的多边主义的最早活动。如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的领导下，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ICWA)于1947年3-4月（印度独立之前）在新德里组织了一次亚洲关系会议。1949年1月，这一理事会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组织了新一次亚洲会议，有八个亚洲国家出席了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发展一个亚洲关系组织的想法第一次在当时进行了短暂的辩论。
1949年1月，菲律宾外长卡洛斯·慕洛( Carlos Romulo)访问新德里时，详细讨论了拟订太平洋条约的想法。随后菲律宾于1950年4月在碧瑶(Baguio)组织了一次由六个亚洲主要国家参加的亚洲会议。但当时，美国越来越意识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的中国并积极把亚洲国家纳入其遏制北京的政策中。推动亚洲多边主义的下一个主要活动是由印度尼西亚组织的、1955年4月在万隆( Bandung)召开的亚洲会议。正是在这里，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国家参加了会议并随后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之一。当时美国已卷入朝鲜和越南的冲突，并于1954年9月签订《马尼拉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在亚洲内部，1961年，马来西亚发起了东南亚联盟( ASA)，得到泰国和菲律宾的支持，随后于1967年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被忽视的亚洲多边主义的活动，包括如1945年3月22日就已经建立的阿拉伯联盟等。换言之，它的建立早于欧洲关于煤钢联营的设想，甚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之前。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联盟并不是建立在领土接近，而是在共同文化和语言的基础上，并从最初的7个国家发展到目前的22个国家。与此相似，发展问题和经济合作促使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于1964年成立地区发展合作组织。它被视为美国领导的中央条约组织( CENTO)的延伸，并不久发展成为经济合作组织(ECO)。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经济合作组织进一步扩大到10个成员国，包括中亚五国、阿塞拜疆和阿富汗。
20世纪80年代中期，7个南亚国家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从2005年起，SAARC邀请阿富汗加入成为第八个成员国，并又拓展了七个新的国家作为观察员国。较新的进展还包括中亚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CICA），它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于1992年倡议成立，包括16个亚洲国家，旨在讨论地区安全，并在为促进双边活动而提供多边平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亚洲的创造性经验
毫无疑问，21世纪的最初几年已经可以看到东盟最有创造性的多边活动。尽管最初它被视为与西方军事联盟过于接近，但它一直在集中发展与众不同的亚洲方式，并扩展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力量。它已发展出若干新的机制，把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大国联系在一起。这些机制包括东盟+3（中国、日本、韩国）峰会、东盟+3+1（印度）峰会。而更重要的是1996年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 ARF)、自1995年开始的有48个国家参加的亚欧会议、有21个成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论坛以及自2005年开始的有16个国家参加的东亚峰会( EAS)。
现在有一种“东盟方式”，它通过强调“共同体建设”（建立泛亚洲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共同体）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与欧洲和北美的经验存在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东盟在引导这种有泛亚烙印的多边主义中已成为领导者。
另一个泛亚多边主义的成功例子是1996年建立的“上海倡议”，并于2001年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 SCO)。它深深植根于亚洲的传统，并被视为国际安全机制的一种替代范式。它有适度的目标，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扩大到2005年后新增四个观察员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和两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上海合作组织在解决成员国的边界争端和划界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并随后把重点转向地区和全球问题，协商在资源开发和反恐怖方面采取联合行动。[10]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表现和能力却引起西方学者的负面评论，最常见的是：1、上海合作组织坚持自主性而不让美国加入；2、这个“崛起中的威权国家俱乐部”旨在把替代范式覆盖到亚洲。
第一个旨在建立泛亚多边主义、在整个大陆层面活动的亚洲范围的网络是由18个亚洲国家外长于2002年6月在泰国成立的亚洲合作对话( ACD)。其宗旨是扩大对话、整合亚洲现有的区域组织、凝聚亚洲共同的力量和机会。目前，它有28个成员国，在12个最优先的领域开展20个联合项目。它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泛亚论坛，尽管它没有涵盖亚洲所有国家。不过，因为影响力有限，ACD也没有能很有效地吸引到外部力量和其他外部大国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有限的成功反映了仅仅用多边主义原则和规范来推动泛亚多边主义范式的形成是有局限的。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是六方会谈（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把防扩散的管理外放给亚洲国家而自己留在“后座”。这一机制用来处理朝鲜核问题，被视为另一个称为“微边主义”的泛亚范式的重要例子。[13]理论上，微边主义范式可界定为由有限的、明确的和时间限定的议程所推动，而实际上很大程度由某一大国控制。与此相似，俄中印战略三角是另一个处于多边主义和微边主义之间的活动。因为其成员有限，三国中的任何一国在相互接触的同时，都把目光投向如何更有利于与美国的关系，[14]从而使得其活动不算活跃。
然而，还有一系列次区域的多边主义成为另一种创新性的范式，其特点是有限成员的参与，地理相邻，议程广泛，且合作的问题和时间还在扩展。最近几十年里可以看到若干这样的活动，包括昆明倡议（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孟加拉湾经济合作( BIMSTEC，孟加拉湾沿岸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经济合作)、恒河——湄公河倡议（印度、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缅甸）等等。他们只是偶然地开展一些活动，其活动取决于一个或几个领导国的利益，或在出现罕见的事态，如海啸时。
四、亚洲对多边主义理论范式的贡献
尽管多边主义的表述和在亚洲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用来描述以经济交流为主而进行的国际安排——它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其政治上的应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信念体系”和“主义”使用而得到复苏。[15]从这个阶段起，多边主义演变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和范式。此后，这一概念的多数基本含义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在当代，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之一是由1990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供的，他把多边主义定义为“在三个或更多国家的集团中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16]约翰·鲁杰( John Ruggie)后来扩展了这一定义，说“多边主义反映了三个或更多国家依据一定原则的协调关系”。[17]为了反映21世纪的动态变化，安迪·奈特(W. Andy Knight)把“新多边主义”界定为“在全球范围内运用一定原则（如法律、外交、一体、互惠）处理共同问题的国家之间以及非国家实体之间关系的协调”。
林赛·鲍威尔( Lindsay Powell)从亚洲的视角把多边主义界定为一个系统，它至今有短期实用价值，因为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国际事务上更多的发言权，并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互利的平衡。鲍威尔进一步指出，多边主义具有潜力为国际决策提供更平等和可持续的未来。[19]在当代，多边主义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权力政治中的弱国视为实现共同目标、对付共同威胁的有效手段。就亚洲理论范式而言，对多边主义作为一种机制的支持在次区域如东南亚、东北亚、中亚、西亚或南亚演变成令人嘱目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但共同的泛亚范式仍然是非常初步的，还没有扎根，因而更多的是受到忽视而并非不存在。
另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亚洲，都存在一些偏差，提醒我们在和谐的多边主义中有霸权行径的阴影。根据肯特·卡尔德( Kent Calder)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从1895年至1945年，亚洲存在过一种以日本帝国为名的反常和霸权型的地区多边主义结构。他们认为：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霸占台湾，开始了其地区征服的进程。1905年，日本控制萨哈林( Sakhalin)南半部分，在朝鲜建立受保护国并于1910年吞并。1931年日本占领满州( Manchuria)建立伪满州国保护地后，日本于1937年后大举入侵中国并于1940-1941年侵入东南亚，形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20]
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建立辐射状的双边联盟取代日本的扩张，这种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东盟——与美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关系决定了亚洲地区安全结构。即使在当代，人们对在亚洲推行以规范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表示怀疑。美国很可能继续成为亚洲实践和范式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泛亚、地区和次区域层面上，亚洲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本地活动以发展多边机制。不过，考察和发展多边范式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技能均深受美国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反复提醒亚洲知识传统有巨大的潜力和很强的独特性，但在理论探索和建构方面来自亚洲的贡献仍然非常有限的原因。
首先，亚洲在建立多边机制时非常活跃的活动也许过于狭窄地集中在当前问题，因为受安全需要和经济合作的驱动，以至多在浅层次和表面上。因此，20世纪最初几年在新的多边机制方面有大量的贡献，但亚洲在提出多边主义的新概念和元叙述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大多数国家也许陷于日常挑战甚至生存危机，而不允许他们融合和调整各种思想和能力。引用迈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和季北慈(Bates Gill)在《亚洲新多边主义》中的观点：现实是亚洲新多边主义仍处于可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和目标的延伸和相互交叉的阶段，而自身还不是一种客观力量。但这样的观点并不必然低估本地区形成新多边主义机制的重要性。其实，它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这些机制在未来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将越来越重要。
其次，中国的崛起引起大国和中国邻国的忧虑，同时中国也担心这些国家利用多边主义来攻击它。考虑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受遏制的经历，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对新多边主义活动的持续热情已“在主要行为体的看法上产生小小的但意义重大的变化”，[22]但他们之间不断增加的互信和理解对全球大国如美国仍是脆弱的。因此，他们在发展和建立泛亚多边主义上有相同的想法和目标，但他们还是相互担心各自意图，这使他们对多边主义的乐观停留在表面，同时继续依赖双边和单边这样后退的立场。引用印度学者的观点：亚洲不可能实现互惠，因为亚洲国家受不信任的精神所支配，而历史上受殖民统治的记忆不可能在亚洲消退。由于其相互关系建立在不信任和冲突基础上，亚洲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权力中心还很遥远。[23]
正是在当代亚洲这种希望和现实之间论争的背景下，以及他们正大踏步行动以确保亚洲在21世纪多边主义范式中留下亚洲的足迹，亚洲学者更需要努力探讨亚洲共同智慧的模型，并构建泛亚多边主义的轮廓。
结语
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亚洲国家的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得到迅速发展。首先，这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并唤醒了它们共存和认同的泛亚意识。其次，任何泛亚范式要有效就不得不扎根于亚洲的现实，包括因东亚的活跃而被忽略的西亚国家和中亚国家的重要传统和模式。第三，除了东盟，中国和印度崛起成为推动亚洲品牌多边主义的两个主角，而它们构成的三边关系对未来本土泛亚多边主义活动至关重要。第四，共同体建设的方法和“东盟方式”似乎在全亚洲达成共识，除了一些大国对美国参与的立场比较敏感。第五，美国的亚洲政策对亚洲多边主义的发展和效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国最多只能延缓亚洲多边主义活动产生成果而不能削弱其理论范式的价值。长期而言，“泛亚模式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应该象支持欧洲机制一样对待它们。事实是，不管美国如何看和是否喜欢，大多数泛亚机制将向前发展”。[24]
最后，对多边主义的泛亚理论范式的探索和努力，已有一些阐述和行动。一些亚洲学者仍受占主导地位的欧美话语的影响，看不到任何关于泛亚多边主义的一贯和突出的泛亚构想。如果不能对多样性中的一致性的概念形成亚洲话语，那么最多只能强调其大体上的共同抱负，或交织和共同的优先议程。其中的一些多样性，则是亚洲与前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多边主义互动结果的“遗迹”。但是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地球不断“扁平化”，从而使得亚洲国家能参与规范和机制建立的全球争论。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地区开始重视并鼓励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如果亚洲要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作出任何贡献，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要探索、提炼和强调这些泛亚范式的创造性，并在内部形成共识，从而使这种泛亚版的多边主义对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
（作者简介：斯瓦兰·辛格，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新德里；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