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对社会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递减，福利增进空间变小。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可采取构建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减少社会整体不确定性、切实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打造文化产业新比较优势和努力创造中低速经济增长下的繁荣等政策措施。
［关键词］福利；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５１－０５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３０多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９．８％，但自２０１０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２０１４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经济新常态的第一大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２０１４年ＧＤＰ增长率为７．４％，２０１５年全年ＧＤＰ增长率仅为６．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学术界多运用西方经济学短期和长期两种宏观经济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但传统分析框架仅从需求、供给、技术和要素禀赋等经济系统本身因素分析，无法在本质层面考察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深层原因。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把福利的内涵界定为自由，指出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本文认为自由和福利最大化目标在本质层面引领着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发展。本文尝试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以基于自由本质的福利最大化为系统目标，通过分析福利最大化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影响方式和影响途径，在更深层次探讨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和对策。
福利经济学中福利的相关概念主要有幸福、效用、快乐、偏好等，不同经济学家对这些概念的本质与内涵具有不同理解。黄有光认为福利就是快乐。森强调要以自由看待发展，个人的实质自由、功能性活动等非福利因素决定了个人福利水平。森还强调正确评价福利水平不仅要分析自由实现的结果，还要分析实现自由的过程。［１］学术界关于福利定义与内涵的不同观点反映了福利不同侧面的属性，本文把福利定义为人的自由、自由实现后的主观感受及自由实现过程的合意性，以全面反映人类行为的结果。而自由在一般意义上是运动的无阻碍状态。人的自由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系统运动的无阻碍状态，是人类社会系统功能的体现。生存自由、生理自由、心理自由、心灵自由和社会自由构成人类自由的全部内涵，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层层递进关系。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对自由与福利的追求，从基本的生存自由逐步向高级自由过渡。
一、自由福利视角下１９７８年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视角看，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福利水平的状况。但如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考察，则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目标，不是经济发展的被动结果，而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社会福利内涵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引领经济结构演化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演化和优化过程，即经济发展过程。经济发展使经济系统功能发生演变和提升，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福利增进的目标。同时，经济系统功能的演变和提升对经济结构又具有反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化与升级。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下，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使一定资源、环境条件下，社会福利水平持续提高的过程，而经济增长则是经济系统功能增强的结果。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１９７８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存在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驱动传统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来源于农村居民和国际投资者各自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动机，转移带来的福利增进效应越高，则动力越大。转移动力越大，经济增长动力越大、速度越高。
从自由福利视角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原因为由于发展起点低，在当时的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存在福利增进的巨大空间，经济增长对福利增进的边际收益高。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为：开放使我们融入到世界系统中，与上一层次系统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改革使我们内部结构发生质的演化和升级；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利最大化目标引领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自组织优化运动，而我们恰逢其中，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契合造就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中国奇迹。
二、自由福利视角下２０１０年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
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２６０美元，按照当年世界银行的标准，首次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福利目标的阶段性变革，使我国传统方式下的经济增长对国内外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递减，福利增进空间变小，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内外福利增进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经济增长的国际福利增进边际效益降低导致外部动力下降
一方面，我国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消费者剩余增进的边际效益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我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较部分中下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居民的正常收入水平高，这样我国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最低收入阶层收入方面的福利增进效应显著减小。在整体福利最大目标的引领下，由于人类社会系统自组织机制的内在作用，部分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和资源将不可避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造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和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速度。我国要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转变增进国际福利的方式，重新定位在国际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功能和位置。
（二）收入增加的国内居民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导致内在动力不足
一方面，国际上经济学家，根据传统效用福利经济学研究显示，一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３０００美元以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对社会福利和居民个人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就会出现下降。我国人均ＧＤＰ目前已接近８０００美元，收入增长为居民带来的幸福感较以前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一般物质商品的满足程度已经较高，使收入增长带来的以基本生理自由为主的传统经济福利增进空间变小。同时，现阶段能够满足居民个性化物质需求和心理、心灵等高层次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又供给不足，使高层次经济福利可得性不足。以上两个方面都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福利增进的边际效益下降，使我国整体经济活力变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经济福利增进与非经济福利矛盾凸显制约经济增长空间
经济福利增进与非经济福利的矛盾是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后，随着我国国民福利层次的提升，居民开始更加追求生活质量和公平正义，收入差距、资源和环境消耗与破坏对福利增进的负效应开始凸显，特别是资源和环境高消耗型产业对福利增进的总效应由正转为负，都会内在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空间。
除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冲突，我国经济福利增进与非经济福利的矛盾还凸显于农村转移人口群体的非经济福利缺失方面。在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下，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使他们的非经济福利得到实质性、长期性、不可逆转的损害。这突出表现为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亲情和照顾，对他们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其中许多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照顾发生意外，而造成伤害和死亡。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下，我国经济福利的增进是建立在数千万儿童、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经济福利实质性损害基础之上，这对我国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造成巨大影响，这种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利增进，其之于国民福利仅具有工具性价值。
（四）居民福利目标差异扩大加剧经济体系内耗
按世界发展经验，一国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后就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其内在机制，即是发展到这一水平后，国民对福利目标的追求出现变化和分化。一方面，新、旧福利目标会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此时，社会群体出现明显分化和分层，不同人群处在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偏好对福利目标的追求出现多元化，使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出现多种矛盾与冲突。这要求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深度的变革和重构，最大限度协调不同国民福利目标，重新塑造共同福利愿景，以适应和协调国民对实现新福利目标的要求。否则，共同目标对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引领作用就会降低，使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程度和组织程度降低，刺激反向激励和分配性努力，削弱正向激励和生产性努力，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五）居民主观福利与客观福利增进背离抑制经济活力
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住房、交通等客观福利水平提高明显，按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我国居民整体的可行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和住房价格的非正常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保障水平不高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我国居民整体的焦虑感、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增加，居民快乐水平和主观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和客观福利水平提高出现背离，在降低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会抑制社会活力、加剧社会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整体效率，制约经济增长。
三、自由福利视角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对策
（一）构建市场主导的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体系
从自由福利视角看，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既定资源条件下提高社会整体自由度和福利水平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改革开放初期明显缩小，但差距仍然存在，创新的空间依然可观。目前，我们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主要在于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领域，而这些技术很难通过传统方式引进、消化和吸收。因此，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技术引进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体系，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技术创新链。重点一是鼓励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国外的创新机制、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和创新成果，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二是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并购。一方面，对国际上拥有前沿技术和人才的中小型科技公司开展积极并购；另一方面，利用市场竞争周期和经济周期，积极寻找并购那些拥有核心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的机会。
（二）减少社会整体不确定性
当前，减少社会整体不确定性的重点有两个。一方面，减少居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一是着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统筹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实现全国统筹，而且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统筹，使人口和劳动力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部门自由流动。二是进一步发挥保险对减少居民生活不确定性的作用。鼓励开发新型保险产品为居民和消费者创造更多资源配置工具，减少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生活不确定性。三是加强食品、医药、环境等公共安全建设，加快法治建设，切实加强法律对社会所有部门和成员的约束力，减少居民各项活动的整体不确定性，提高社会整体活力。另一方面，要重点减少社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减少创新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二是加快发展期货、保险等金融市场，减少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自然风险、外部风险对农业等相关产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
（三）切实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持续上升，但城镇化质量低。城镇化的突出问题是城镇人口的新二元结构问题和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背离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把城镇化看做经济增长的工具，创造ＧＤＰ和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忽视了城镇化对国民福利增进的价值。城镇化质量低是导致我国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矛盾凸显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经济增长动力缺乏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当前要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福利增进的主要途径，重点解决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特别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要赋予居民居住、迁移的自主选择权，这不仅本身是居民自由的体现，具有福利建构性价值。而且长期看，赋予居民居住、迁移的自主选择权将使居民对地方政府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有利于倒逼政府执政理念的变革，促使政府逐步加强、完善公共服务职能，还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增进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使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家庭整体转移，而不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保有基本的人的尊重，而不是作为创造城市财富和ＧＤＰ的工具。因此，在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要切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工作，重视新城市居民社会参与的需要，加强社区建设。要把高质量的人口城镇化作为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家庭离散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留守老人问题和化解我国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矛盾的主要抓手之一，这不仅能够直接有效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还能够延长我国传统红利的持续时间，增强当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更能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优化，进而为社会和经济长期发展构建良好基础、提供持续动力。
（四）打造文化产业新比较优势
中低层次经济福利商品与服务供给过剩，高层次经济福利可得性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福利的主要特征，也是导致收入增加对居民福利增进边际效益下降的重要因素。高层次经济福利的来源，一是高品质、个性化的物质商品。这有赖于我国创新能力、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该领域，目前我国仍然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高层次经济福利的另一个来源是非物质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消费是个人心理自由和心灵自由等精神自由的实现途径，这是人类自由的高级部分，是人在基本自由实现后，拓展自由度的主要方向。因此，提高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发展文化产业是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福利、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方面。同时，我国有５０００年灿烂的文明发展史，在文化多样性、文化影响力、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国际优势，以此为依托，着力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打造文化产业新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高层次文化经济福利，可以成为我国继廉价商品和资源类商品之后增进国际经济福利的新途径。
（五）创造中低速经济增长下的繁荣
繁荣的内涵，从福利视角看，就是人民的自由、快乐与福利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幸福感不断上升。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后，物质福利水平的提高对人们福利的增进效应就开始不断下降，人们会越来越追求非物质福利。同时，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庞大，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负面影响凸显，而我们人类社会从整体上看也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社会系统的稳定发展和全体人类的福利有赖于作为更高层次系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发展。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当前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约束我们自身的活动，摒弃过度的物质主义，减少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创造非物质福利，增进非经济福利，通过增加人民自由与快乐，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对中国而言，尤其要摆脱繁荣和福利增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创造经济中速增长、甚至在将来低速增长下的繁荣。小国不丹，自１９９８年起强调快乐的重要，在全国推行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国家文化与良好的政府等四大快乐支柱，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效。［３］我们应该牢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最终目标，自由、快乐与福利最大化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最后，摒弃过度的物质主义，积极创造非物质福利，增进非经济福利，即可以把文化等非物质消费领域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可通过提高国民安全感、公平感、幸福感，通过提高国民的自由、快乐与福利水平，来提高国民对传统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使资源配置有更多空间向效率倾斜，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１］参见［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１２．
［２］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１５．
［３］［澳］黄有光：《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
（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