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朱熹为理学入门者编辑的基本教本，《近思录》集中体现着宋代理学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风格。在总结宋朝前期政治改革失败的经验基础上，理学家们提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对人的教化，即“内圣”优先于“外王”的理路，先“内圣”而后“外王”的治理思路，其中特别强调君主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以此来复兴宋朝的国力；重视对往圣先贤的学习和模仿。理学家们持有比较狭隘的眼界和观念，对“理”对治理的作用极端自信，过分强调政治教化，从而忽视高效的军事体制和对外关系对国家生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近思录》；政治教化；内圣；自信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１４－０５
在思想史专业人士乃至普通的中国历史思考者那里，宋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内在特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因为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显得特殊、复杂和丰富，以至于不能简单地将之用任何简单的范畴概括。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文教的繁荣是宋代政治思想的一大背景：自宋太宗朝开始至宋灭亡，提升士大夫地位、待遇并增加其政治活动空间的诸多制度安排持久而有效地运行，理学家群体的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语境逐渐形成。
“南渡”以后，维持现状的官僚集团和力图复兴并重建三代秩序的理学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持久而激烈，南宋政治和思想的活动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展开。［１］在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领域与官僚集团激烈斗争的过程中，理学家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路也愈加明显，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固定下来。如果不从总体上把握宋代理学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路，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宋代理学家们的政治思想。
在宋代的理学大家中间，最能体现理学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路的是朱熹，更为具体地说体现在他和吕祖谦在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年）精选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论学文字和语录，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关于理学的基本教本——《近思录》之中。这本书基于理学家所谓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向，高度浓缩地概览了朱熹之前理学的主要观点和论说方式，由于此书主要由朱熹所编辑，也深刻地体现了朱熹的政治思想风格和特点，从而明确地展示了宋代理学思想家们道德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理路，其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朱熹于庆元六年（１２００年）去世，他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从《近思录》之后一直没有改变。以朱熹去世时间为界标，往前考察宋代理学家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理路，往后回顾他身后导致宋朝灭亡的政治历史，是考察《近思录》及其意义的一个恰当方式。
一、《近思录》的治道根本和理学政治主题
在《近思录》中集中体现的朱熹的国家治道的根本是什么呢？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恰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２］他特别重视对君主、大臣乃至民众道德和价值教育的政治作用，在《近思录》中集中地展示了心性对于政治的极端重要意义。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是理学在南宋开始迅速流行和发展的时代；宋代理学家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理想、共同的政治进取态度和类似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和政治共同体。
朱熹确认治国的根本要旨在于对人心的教化，即所谓由“内圣之学”而“外王之学”的思路，如果按照圣人要求的标准使民众内心的修养达到其理学家的标准，则属于外王领域的所谓天下治理活动就可以自然而然取得良好的结果。仅仅通过强制力量去压制民众不仅费力而且效果不佳。因为人的行动并不是完全由理性决定的，特别是在群体活动的情况下，其思维和行动都更多的是由于非理性的因素推动，因而与暴力压制相比，通过对人心的教化，即建构良好的社会的价值秩序路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为强调教化在相较于外在制度约束在治理活动中的不同效果，在《近思录》中关于内圣和外王关系的问题，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豮豕之牙”的比喻：“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３］
《近思录》认为，治理天下的人应该主要采用“教化”而不是“刑杀”的方式治理民众：“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３］
由于政治处理的是社会的个体或团体基于利益而产生的关系，及他们之间由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争夺，乃至暴力冲突。暴力冲突则严重冲击着国家的政治秩序，从而形成一定的政治挑战。如果冲突过于激烈，则会提高统治成本，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生存。高明的统治者必须学会在斗争产生之前便将作为动因的欲望化解掉。化解欲望的方法就是教育，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民众教育者，因为“教人者，养其善心而恶自消；治民者，导之敬让而争自息。”——这就是在《近思录》中理学家们为统治者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秘方”。当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并不是因此而属于纯粹的统治技术的政治论者，他还以丰富的历史感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强调维护秩序活动背后生动丰富的道德价值内涵。在《近思录》中，这一点被表达得非常清晰，即治理国家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思想控制而实现有效管理的关系，而是包含着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神圣性的道德力量。所以在《近思录》中强调道德的根本性地位，周敦颐说：“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４］
朱熹和宋代其他理学家一样，认为君主自身的德行修养制约、甚至决定着对民众政治教化的活动和效果，并因此而使君主的德行修养成为理学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君主制度的条件下，君主的好恶、品行对于国家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封建君主制度条件下政治、思想变迁的一大终极动力，甚至君主的心态的变化都有重要政治意义。在《近思录》中，理学家特别重视君主的公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达到“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的程度。［３］朱熹确认，君主自身的品德修养首要功能在于正朝廷和百官，能够吸纳优秀的人才并使需要改的事物得以真正的改革。“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３］
《近思录》思想的另一个卓越之处在于其对政治现实的强烈关注，希望能够通过内部改革而复兴国力，这样体现为宋代理学家们对于“得君行道”机会的珍惜和重视。宋朝面临着严重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无论主动或被动的战争，宋朝都败多胜少。从宋太宗时期两次讨伐辽国失利以后，宋朝失去了对辽国的战略主动性；宋真宗抵抗辽国大规模入侵虽未失败，却只能取得平局，签订所谓的“澶渊之盟”；宋仁宗时期，宋朝三次败于在李元昊统治之下的西夏，被辽国勒索了十县之地，即所谓“重熙增币”；还以两个皇帝，即徽、钦二宗被金国掠去作为北宋灭亡的标志性事件；宋高宗时期，放弃岳飞而不用，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直到蒙古灭宋为止。宋朝反复遭受严重的失败和威胁，又反复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得以恢复和延续——这就是宋代理学家们经历的时代环境。这一历史环境对于宋代的理学家们有着极为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怀着强烈的现实责任感，理学家们有极为强烈的，希望君主能以理学倡导的“理”治理国家的愿望。从朱熹到陆九渊，都极为重视并且珍惜任何得以向皇帝谏言理学思想的机会。
以往圣先贤为榜样是《近思录》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学家思想的第三个大特点。理学家们重视对作为古代政治理想图景的所谓“三代”研究，《近思录》中特别体现出对于圣王、周公、孔子等治国道理的推崇和强烈信心。《近思录》中甚至把恢复“三代”，实行“理”的程度作为评判治国水平和可能成就的标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善，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３］所以，人君一定要把效法三代的圣王，学习保存治理天下秘方的“道学”作为学习为君之道的根本。“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３］与此同时，《近思录》还积极对具体的现实与治理天下根本的道体的关系做了理论性思考和综合性表述，强调修身治国之道和宋朝的现实条件的自觉结合，这是宋代理学思想家们具有深刻现实情怀的思想，前者意味着必须以真正的圣人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后者则意味着理学家们并不否定基本的“道”与已经变化了的条件相结合，而坚定地认为需要把治国之道的精髓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予以实施。理学家们当然也反对以古今条件不同作为理由而拒绝施行古法的态度。“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徇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然傥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５］
理学家们是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掌握着治理天下的秘诀，以至于在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即便是有来自佛学对于儒家思想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尽管有来自内部政治和思想敌人的激烈反对和激烈攻击——这样的攻击、反对和质疑贯穿朱熹的一生。
二、《近思录》的重要缺陷及其后果
然而，《近思录》和朱熹等理学家的政治思想观念有一项重要的缺陷，尽管在他之前，甚至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者接近避免这个缺陷。朱熹等理学家大体上持有一种狭隘的政治教化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关键性的机理，并且较为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件的理解。例如，他就将唐朝的地方割据、权臣专权以及最终的灭亡主要看做是自从唐太宗开始的纲纪不振导致的结果，并因此赋予道德和伦理过大的意义。“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３］
他没能看到，汉唐两朝以其高效而有力的军事体制对于维护国家统治，应对内外威胁方面的巨大作用，而且，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军事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仍将日益发展，辽、金和蒙古都是依靠各自当时先进的军事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身的统治范围。
在《近思录》中，几乎看不到大致始终与宋朝并存的北方和西部的政治国家；他也不明白，国家治理并非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主要依靠君主、臣民的自我修养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国家得以生存还有赖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有效的战略思维和强大而高效的军事力量，其更为长远后果是宋朝的衰落，北方游牧民族的强盛和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变更。这一历史过程在元朝建立之后的历史赫然彰显。几个世纪的宋代整个现代中国版图内的几个政治势力贯穿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对于军事力量重视的特征——这个作用大于朱熹及其前后的理学家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中的政治教化理路，并且是后者得以实行的一个前提。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理解宋代这一时期中，现代中国版图范围之内的政治治理实践和方式，并且因而真正理解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历史，就需要有更为宏观的眼界。在这个方面，朱熹显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近思录》集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教化眼界产生了另一种消极后果——这也为他和同时代人所认识到的不幸的后果，那就是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理学系统士大夫的过分自信，使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树立了很多敌人，并且再后来造成了思想的封闭。朱熹的时代和其后来的时代，理学逐渐上升成为官方的正统儒学。朱熹的另外一本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标准。后来的理学家缺少朱熹的谦逊和温和；他们抓住了修身、立德这一先“内圣”而“外王”的观念，正因为这些观念可以被延伸和改造，以作为思想封闭的基础。而后代的理学家们拥有这样一种思想：理学中有曾经千古不传之治国秘密，朱熹也强调“千五百年之间……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与天地之间。”［６］而这种治国的要诀被理学重现于世，朱熹认为：“恭唯道统，远自羲、轩。集阙大成，允属圣元。述古垂训，万世作程……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７］当拥有这一所谓的治国“秘密”之后，以为单纯依靠理学便可以重新恢复理想的三代的思想利器，这造成的消极后果就是一方面，不认同理学的便容易受到理学家们在道德层面的攻击而不是学理意义上的论辩。因为很难进行正常的学理论辩，进而缺少不同思想的砥砺进步，此种态度还容易为理学家制造很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另一方面对自身的思想和制度的极端优越感和自信心使理学家对外来文明的过分轻视，从而使理学有较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尊崇理学的清代，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担心。咸丰皇帝因为担心理学的“空疏”和“迂拘”，曾发出了“何尝学程朱者多迂拘”的感慨。［８］
综上，通过修身养性而达成天下治理，也即以“内圣”而解决“外王”的思路是由《近思录》所体现出来的理学政治思想的核心，这导致了许多后代的理学家产生了一种有些过于扭曲的“使命感”，彷佛他们负担着唯一能治理天下的道义责任，理学代表着给天下人以高尚和美好政治生活的责任。
三、中国意义：自信和政治教化
当代的中国人可以也有必要从理学大师、思想大师朱熹的《近思录》中汲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并且在后代一些思想家的帮助下尽可能更为高明地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可以形成某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教育。
１．增强利用自身理性进行本国政治教育的自信。作为一个唯一具有千年不断文化历史，辽阔的疆域和众多人口的中华文明必须要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无论是是西方的或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进而成，中间经过了许多发展阶段……从政治体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到思维方式等等，……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才能获致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来自西方的理论对于中国变化和发展的解释力总是略显不足，因而中国人也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历史资源、思考来解决自身面对的问题。
２．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对人心和道德教育之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实践。也许《近思录》对当代中国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政治教化的强调。《近思录》中体现出来对于“内圣”之学的强烈关注，在朱熹的时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对“内圣”之学的强烈关注的背景是，自“庆历新政”开始，特别以王安石“熙宁变法”以及后期几次“绍述”等等变法和改革失败的深刻反思。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各自时期儒家的学问和道德楷模，而且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各自时代皇帝的支持，其中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达到了封建专制时代难以企及的程度，但他们所推行的变法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实践的教训促使理学家进行反思。理学家们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内圣”问题，即在民心追逐利益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改革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３］所以应该首先解决更为根本的“内圣”问题，即“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３］在此种思路下，理学家们转而重视对“内圣”之学的研究，推行以教化民心以实现政治理想的理路。希冀清除“内圣”领域的难题，之后才能进入“外王”领域。明道先生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３］
在此，《近思录》强调君民的道德是外在制度和法规的前提，必须要有仁义之心吸引人才。只有这些都具备了才能实行周礼中所提倡的美好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则任何良好的政治制度都是无效的。所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离是而非则生于其心，必害于其政，岂待乎作之于外哉？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３］
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在推动以经济为中心带动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思路在快速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导致整个社会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逐利价值观念日益流行并深入人心，从而构成了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在此意义上，当代的中国面临着与朱熹时代类似的难题。中国的政府和民众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发展经济，以增加民众可消费的水平的方法已经不足以满足社会上日益弥漫的“逐利”之心，由“逐利”之心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对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冲击。面对这样的挑战，仅仅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体制改革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从范仲淹到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就是重要的镜鉴。因而，当代的中国效法理学家们所倡导的教化人心的理路，作为解决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手段，必须寻找某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过分欲望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近思录》体现出来的理学思想就是应该发掘的资源。与朱熹在《近思录》及许多理学家们在各自的思想和著作中体现出来平和、节欲相类似，中国当代的思想中也需要此种要素：耐心、平和、责任感、节制欲望、审慎，对传统的尊重和宽广的胸怀。
参考文献：
［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朝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Ｍ］．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２］钱穆．朱子学提纲［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１．
［３］［宋］朱熹．治国平天下之道·近思录．
［４］［宋］朱熹．道体·近思录．
［５］［宋］朱熹．制度·近思录．
［６］［宋］朱熹．答陈同甫书·朱子文集．
［７］［宋］朱熹．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朱子文集．
［８］陈廷栋．召见恭记·拙修集．
(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