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１６１９年，年轻的笛卡尔有三个梦想，由此形成了他后来的知识论。几百年后，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早期，青年马克思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梦想，即人类将最终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繁荣这个古老的梦想，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人类将在历史空间中实现完整的自我发展。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梦想仍然很有影响力。本文将从一位外国观察者的角度提出一系列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反黑格尔主义的。与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黑格尔主义的，围绕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在转向工业社会的研究中基于黑格尔的观点重读并修改了马克思的思想。实现马克思梦想的努力如今正在中国展开，我们期待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有效促进马克思关于人类繁荣的梦想的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的梦想；苏联马克思主义；现代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 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０４－０５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是一个稍有影响的人物，但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１３０多年中，他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哲学家之一。从那时起，他的影响经历了兴衰起伏。目前，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经济大衰退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马克思的声誉又开始增长。马克思的影响力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地方，包括在大学、政治、学生和其他各方面。我们可以区分马克思多年前提到的有关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期望以及在他辞世后以他的名义所说所做的事情，通过分析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可见他的目标仍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是由那些经历着或经历过他的干预的人们在辩论中制定的理论的集合体，旨在实现他有关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他留给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样还是留给后世子孙的任务是，如何将如今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一个未来更美好的世界，至少在一种被认同的形式中实现马克思的观念是可能的。
一、马克思关于人类繁荣的梦想
显然，要想把握马克思的意图，我们就得谈论这个意图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总之是一个等待被实现的梦想。正如习近平主席提醒我们，梦想在政治、哲学和其他方面都是很常见的。梦想在哲学中频繁出现。１６１９年的一个晚上，年轻的笛卡尔有三个梦想，由此形成了他后来的知识论。几百年后，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早期，青年马克思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梦想，即人类将最终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繁荣这个古老的梦想，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人类将在历史空间中实现完整的自我发展。无论在马克思之前还是之后，这个梦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由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以各种方式追求着。
我所称之为马克思的梦想涉及的主题听起来如同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作为个体的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理念。柏拉图指出，人类具有不同的内在的能力，他注重对观察事物的眼睛和社会生活中某个特殊人物的作用进行类比。据柏拉图所见，幸福是由与每个人的内在能力相匹配的卓越职责所构成的。在现代的传统中，作为卓越职责的人类繁荣的主题是由卢梭提出来的，他将其作为社会自由的理想。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以不同的视角讨论了自１８世纪中叶至今一直存在的这个主题。
对迄今为止实现人类繁荣的古老梦想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评价取决于观察者。在上个世纪初期，苏联有过一次实现马克思梦想的重要努力。苏联的存在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苏联突然解体之后，中国成为实现马克思关于一个更好世界的梦想的最大实验地，在这个梦想的历史语境中，人类将解放自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实现这个梦想的使命，我所称之为马克思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是否有可能不仅在理论上实现而且会被付诸实践呢？
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因为在哲学中没有人们共同持有甚或应当共同持有的普遍真理，没有一套观念可以被写在标语牌或一张纸上，也没有需要背诵的信条。向别人学习的能力甚或愿望是一种历史的变量。在法国，我们总会听到这个观念的各种相关版本，我们如此不同，总之很特别。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表述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在中国产生的版本。
马克思主义有多种形式。我所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差别。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恩格斯创立的，基本上是反黑格尔主义的。恩格斯没有受过很好的哲学训练，有些哲学观念，但它不具备充分的哲学背景以探讨或发展这些观点。哲学的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必须经过接受适当的教育才能获得。恩格斯没有认真研究过哲学，出于这个原因，他显然没有能力对哲学的一般理念和活跃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做出清晰的判断。在他的很有影响力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第一次确定了后来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主义。
费尔巴哈是一个年轻的黑格尔派批判家，在最多一两年的很短时间内也是一个重要的新教神学家，他影响了青年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写过一封信，从中可见前者对后者的仰慕。如果这是仰慕的话，那么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这种情感，因为他不久就表明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态度。恩格斯有一种与之不同的更强劲的看法，他认为费尔巴哈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哲学天才。他指出，马克思离开了黑格尔和唯心主义，走出了德国古典哲学，沿着费尔巴哈的道路前进，走向唯物主义和科学。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马克思将采取一种后唯心主义的立场，建构科学的唯物主义形式，这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束之前，经典的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此后产生的，而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的。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黑格尔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深的思想家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难以避免一个基本的困境。如果人们接受了马克思简单地离开了黑格尔这个观念，那么显然就没有动力详细研究一个晦涩的德国思想家的极其艰深而有价值的文本，这些著述与这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基本上与问题的解决无关。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卢卡奇和柯尔施同时发明的，主要是由卢卡奇发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意见基本上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结果。卢卡奇是第一个充分受到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训练的，而且是在政治上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正是因为卢卡奇在黑格尔哲学中浸淫甚久，他能够直截了当地反驳马克思主义反黑格尔主义的正统观念，即马克思不是仅仅偶然地传递了黑格尔哲学，而是以最深刻和最持久的方式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人们经常指出，马克思的立场开始于他最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后来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探索都在于持续努力寻找不同于黑格尔思路的方案，直到他生命的终结，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如果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那么除了详尽地研究黑格尔，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没有人怀疑这个观点，黑格尔在马克思的早期研究中，例如在《博士论文》和有关黑格尔的早期研究文本中是重要的。争议在于理解在马克思完成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早期的一些文本之后，黑格尔对他的影响是否仍然是重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理解马克思何以能够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持续建构他显然认为比他选定的黑格尔思想的若干方面更好的版本成为可能，他在这个语境中努力克服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问题。
最明显的原因在于黑格尔与人类繁荣这个古典主题的现代版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我们应当勇于认识我们每个人实现我们内在理性的能力。据康德所见，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可以希望以理性的方式处事，因而最终以道德的方式处事，这将给我们带来幸福。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一位现代思想家，他相信人类的自由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环境中实现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在这个体系中“实现”自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位后现代思想家，尽管我们并没有在特别的法语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他相信我们不能在现代社会即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中作为人类个体得到发展，而只能在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未来建构中成为完整的人。
有所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或准确地说它是由一些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所构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不同，它通常是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遵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
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
列宁对哲学的掌握比恩格斯更好一些。但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依赖于他在自己活跃的那个时代所了解的知识。当他开始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时候，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马克思参考书目中的很多必读著作还没有被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是一位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列宁主要是严厉地批判或以其他方式不同意某些批判家的看法，他对哲学上的细微差别不感兴趣，列宁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在捍卫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反对一些乃至全部其他批判家的争论中取胜，其实他并不关心确定有关哲学真理的事情。
列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补充了若干不同的思路，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发明了“ｐａｒｔｉｉｎｏｓｔ”这个概念，中文译为“党性”。“党性”概念的俄语一般被理解为“对哲学的（通常也包括艺术和学术的）意识形态控制”，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由苏共中央来掌握。列宁掌握政权之后，进一步将“哲学的党性”理解为一种承诺，即使不是对党的承诺，至少也是对无产阶级观点的承诺。
每当获得政权的时候，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个原则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卢卡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在完成他的开创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卢卡奇使哲学隶属于政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他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解读方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们在他的主要著作《列宁：关于他的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１９２４）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这本书中使哲学的洞察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考虑。
这个观点的中文版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术语“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这关系到关于真理的古典哲学观念的合理性问题，这个观念是由全部时空中的西方哲学所构成的。即使不是哲学，至少也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的时代开始就始终包含关于真理的主张，它以对哲学和诡辩所作的有效的区分为前提，或者说以对哲学和靠花言巧语说服别人相信什么是真的或什么不是真的这种艺术所作的区分为前提。
这个主题又回到了古希腊早期的传统。柏拉图已经试图与诡辩家即依赖花言巧语谋生的人区别开来，这种诡辩实则使弱者同意强者的论证。柏拉图是哲学家，或所谓的爱智慧的人，而不同于夸夸其谈的诡辩家，他经过有效的论证来寻求真理。显然，哲学的形式不只是为了解决表面问题，而是为了把握在表面背后同时呈现的为人们所淡漠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接受列宁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是以他活跃在其所在时代的可能性为基础而产生的。这时候马克思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文本都还没有出版，包括《巴黎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是通过对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理解而形成的。受到普别汉诺夫影响的列宁后来评注了普氏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１８９５），这有助于教育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自然转向恩格斯以支持他的观念。这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１９０８）中体现得很明显，列宁对恩格斯的引用超过３００次，但只引用了马克思一次。这种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源的恩格斯的偏爱超过了马克思，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基于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
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直接指向实现伟大的历史目标，那是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鉴于他对黑格尔的赞赏，普列汉诺夫领先于这一时期大多数也许是全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恩格斯青睐这个观点，马克思在确立他自己的立场的过程中超越了黑格尔，列宁也对这个看法表示青睐。在他的《哲学笔记》的几页文字中，列宁表明他后来开始至少隐约地意识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重要性。然而，他从未发展甚至为他所一直热衷的这个主题，这可能是因为超出了他从未超越自己的极其琐碎地把握黑格尔的初级水平。不同的观点显然是可能成立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就有必要把握黑格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看法以及马克思与影响过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列宁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对黑格尔的充分认识，马克思也没有为人们所理解。唯有普列汉诺夫可能是个例外。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适当地研读文本。在苏联，通常的做法是阅读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而不是阅读原始文本。此类材料是从政治的甚或是从哲学的角度赋予其合法性的观点来建构的，这种观点随着政治的甚或是哲学的正统观念的改变而改变，难免以先入为主的方式理解特定的事物。
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统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各种各样的哲学，包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因对现实的突破而形成的。如果一个哲学家希望超越纯粹的政治认同来研究马克思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那么在我看来，无可替代的做法是认真地研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原始文本。原因很明显，因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像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哲学是勇于认识，总之是在对这些文本的反思中学会自己思考，除此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哲学与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同，它在西方已经被研究了２５００多年。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以不同的方式注意到，在报纸上，在北京街头的海报上，以及在党的领导人声明中，都强调和谐与中国梦。人们被鼓励去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被认为是真正重要的，同时人们意识到，在中国以及在任何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和哲学连在一起的。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理论的社会作用不是维持事情的原貌，而旨在改变世界。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对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生来说，主要的任务是确认如何才能在近期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他们在实践中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版本。
马克思的思路开启了超越单纯解释如何改变世界的观念。一般地改变世界与以符合马克思观点的方式改变世界是不同的。如果想要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唯一可以接受的改变就是采取与他的立场和精神相符合的方式。准确地理解或解读马克思心中的观念并不容易。马克思不是一个学问家，他写了很多著作，但出版的相对较少。他的著作经常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更多地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观点。当他的思想成熟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在不只一个场合，马克思在关键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并没有改变在未来的社会环境中使每个人的发展成为现实这个目标。
那么，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卢森堡对此作过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人对此也作过评论。一旦文本得以清楚地呈现，这个区分就变得至关重要。这里有两处文本：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第四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马克思阐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１］在完成于１８９１年的《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２］。
马克思显然同意，恩格斯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复杂的概念解读为一种民主专政。显然，困难在于如何理解专政，在任何专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民主”。因为专政的定义有反民主的意思，因而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语境中的“民主”指的是什么？历史上没有这种专政的先例，它后来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自发建构的。换言之，目前尚不清楚如何使理论上的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变成实际上的转变，也不清楚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任何形式的过渡，由此导致这种情况，催生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然后使之生活在后来的社会形式中，在那里，私有财产已经被扬弃了，而后个人有能力发展自己。
列宁后来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在《国家与革命》第二章，列宁讨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在引述马克思的这个段落时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３］我们可以推断，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至少在理论上已公开承诺，要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民主专政。苏联的实践则指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提到过卢森堡对列宁主义政党观点的批判，她预见到这将导致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对列宁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批评。早在１９０４年，即在俄国革命之前，她就强烈地反对以专政代替民主的计划。［４］２５４她在１９１０年写的《信条》中明确反对列宁基于党对无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的集中制。［４］２７１１９１８年，她在论述俄国革命的根本意义的小册子中尖锐地反对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４］２８１－３１２
其他人也是这样理解的。考茨基是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的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１９１８）一书中，列宁严厉地将考茨基谴责为叛徒或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他在其他著作中也强烈批判考茨基，包括他的《帝国主义论》。反过来，考茨基沿着卢森堡的思路，将列宁统治下的布尔什维克描述为创造了沙皇之后的新的专政。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我们要）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①
我曾提到过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过渡问题。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难题，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难题，即理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以何种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民主的形式，人类在其中实现个体的发展是真正可能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经济的方案或政治的方案。在早年关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后，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观念。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致力于保护马克思认为将因巨大的经济危机而被摧毁的工业资本主义。
在思考利润率下降的时候，马克思依赖于经济学方法。列宁心照不宣地拒绝了经济学方法，转而强调作为先锋的党的作用，他认为这样会导致民主，但实际上只会导致政治专政。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确定了他要实现人的个性自由的立场，他认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未来社会阶段称作共产主义。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明确指出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而不是实现专政。
自１９世纪中叶开始，马克思对社会转向共产主义感兴趣，他认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逝世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确认，他的方法如今是否仍然适用，或者在或多或少被改进之后是否仍然适用，或者在其原初理论的任何可以被认识的形式中已经不再适用。同情马克思立场的罗宾逊认为，在很长时间以前它就不再适用于工业社会了。［５］实现马克思梦想的努力如今正在中国展开，我们期待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有效促进马克思关于人类繁荣的梦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