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农业面临“三量齐增”的困境、农民增收的要求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消费新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而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要解决好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的“人、地、财”问题，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关键词]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４３－０４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中国最高级别的“三农”会议成为“供给侧改革”在当前重点领域的又一次具体应用。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实现粮食产量“十二连增”。为何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不能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农业发展问题。
（一）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导致的“三量齐增”问题
当前我国粮食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１５年全国粮食总产量６２１４３．５万吨，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１４４０．８万吨，增长２．４％，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二连增”。但同时，我国粮食进口量也再创新高。
从图１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粮食总产量与粮食进口量这两者“二量齐增”同步上升的趋势。随着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也基本保持了同样的上升趋势。
从图２可以看到，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在２０１１年有小幅下降，其后就大幅增加。２０１０年进口量为６６９６万吨，２０１１年为６３７４万吨，较前一年下降了３２２万吨，２０１２年又一跃增加到８０２５万吨。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国粮食进口量已达到１．０３亿吨，与２０１４年全年１亿吨的进口量持平。截至２０１５年底，粮食进口量更是再创历史新高。
与粮食总产量和进口量同步增长的还有粮食库存量。国家粮食局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下发了《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５年秋粮收购和秋季安全储粮工作并开展专项检查的通知》，通知中用两个“前所未有”来形容当前粮食储存的严峻形势：“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库存消费比，即本期期末库存与本期消费量的比值来衡量粮食安全水平。规定，粮食库存消费比达到１７％为粮食安全系数，１７％－１８％是粮食安全标准范畴，过高过低都属于危险。但在２０１３年我国这个值就已经达到了４０％，现在的估值已经达到近５０％。２０００年成立的中储粮是国家的“大粮仓”，肩负保卫粮食安全的重任，负责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和储备。根据其官网数据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这十年间，中储粮累计完成最低收购价和临储粮收购近６亿吨，相当于２０１４年我国粮食产量的总和。仅２０１４年一年，中储粮购销粮食就达到了２．６亿吨。
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这个现象的出现表明我国粮食产业存在严重问题。通常来说，如果国内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国内供给即可满足需求，那么进口量应该相应降低。同时，如此大的库存量，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存储压力，如中储粮就是以１１０００多个地方和民营企业消化了其８７％的收储量；还带来“转圈粮”“以陈顶新”“打白条”等诸多问题。那么最优选择是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库存周转，减少进口量。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当前我国粮食问题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偏差”。而这种偏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业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高成本使农民有选择的安排生产种植种类，导致供需不对称，例如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高成本使我国国内粮价相比国际粮价没有竞争优势，最后导致“三量齐增”。
（二）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束缚，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空气和土壤都存在严重问题。《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９．９６等，总体偏低，中、低等地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７０．６％。全国１６．１％的土壤污染物超标，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中重度污染的耕地有５０００万亩左右。
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农业土壤污染主要是因为我国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残留量大以及对畜禽饲养及其粪便缺乏有效管理。以农药、化肥使用为例，我国农业生产中一直存在过量施肥的现象，导致化肥利用率低。我国年化肥使用量占世界的３５％，但化肥利用率只有３０％，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美国的氮肥利用率达到５０％，欧洲利用率更高。过量使用化肥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质量退化。过量使用的氮肥通过地表径流、淋洗和蒸发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水污染、农村生活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农作物生产自身污染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等。而且，中重度污染的土地不仅不能再继续耕种，还要拿出相当大的资金进行修复。国土资源部明确表态，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个亿，用以解决土地污染问题，并将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的试点工作。
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限的土地要满足城镇化带来的粮食需求结构变化，还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人为本，要求党和政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各项需求，包括发展的需求、环境改善的需求等等。因此，现代农业必须摆脱传统农业生产带来的资源环境束缚。现在农业生产不仅要效率，还要环保。
二、适度规模经营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作用
针对当前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导致的“三量齐增”问题以及农业生产面对的严峻的资源环境束缚等问题，必须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而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必须发挥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
（一）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２００８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在我国，适度规模经营是以土地规模经营为依托，实现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实现最有效运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受到土地规模的限制，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难以改变。所以一旦突破土地规模的限制，就能很快进入到“规模经济”的发展阶段，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１．规模经营提高生产资料使用效率。农业生产中的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不仅价格越来越高，而且使用效率低，同时造成环境污染。针对这个问题，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部门明确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的基本目标。“一控”，针对农业用水的总量；“两减”，针对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三基本”，针对畜禽污染处理问题、地膜回收问题和秸秆焚烧的问题。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保障。在农业用水上，发达国家一立方米水的灌溉可以生产１．２—１．４公斤粮食，而我国为１公斤。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力兴建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设施。在美国的农业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从１９５７年就开始大力兴建多用途水利建设项目，包括蓄水库、泵站、抽水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和水渠管道。同时，为农场主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指导田间灌溉和田间节水，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而这些政策的实施是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基础设施的有效设计、施工和使用必须让土地成片，规整；田间灌溉、节水的实现也依赖于土地的规模、规整程度。尽管我国化肥利用率上升到３０％，但和欧、美等国的５０％—６０％的利用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仍以美国为例，美国施肥多采用“撒施”这种机械化施肥方式，以下落式施肥机、旋转盘施肥机和液体施肥机等方式把肥料通过耕作拌入土壤耕层，得益于美国大农场耕种的特征，充分实现了这种施肥方式的规模经济。“三基本”方面的实现也要依靠配套设施，而配套设施需要规模经营来减少成本。
２．农业机械化降低劳动力成本。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陷入无人种地的难题中，大量农村适龄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二代”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问题使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日益显现“高成本”特征，而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仍需要活劳动的大量投入，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机械化。纵观世界各农业强国，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都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农业大国，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都小于５％，单位耕种面积拥有的机械数量和农业生产率都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甚至高于人均ＧＮＰ。低农业生产成本，高生产率带来了国际竞争的绝对优势。而以上述几个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指标来看，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业机械化水平已经成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能力，而农业机械化的应用也必须依赖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二）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引领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要以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提供契合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充足数量的农产品。一方面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农业供给侧改革还要保证粮食安全等根本目标，这都必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９．９６等，总体偏低。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５０００万亩左右。面对耕地污染严重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意味着耕地的数量变得更为有限。同时，随着我国在２０１１年城镇化率历史性的突破５０％，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消费量上，城镇居民相较农村居民在蔬菜消费量上高出２８％、植物油高出２４％、肉类高出５１％、禽类高出１３６％、水产品消费高出２００％以上”，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生产转化，导致当前我国每年玉米产量都在提高的同时，进口量也在同步增加，因为玉米既是饲料，又是工业原料。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会持续发生变化，对粮食的需求也会持续扩大，而同时耕地污染要求耕地进行轮作，解决这诸多矛盾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适度规模经营真正实现有限土地的最有效使用，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对农产品数量的要求；以适度规模经营推进现代农业的绿色生产，降低对土地、水、农产品的污染，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人民需要的高质量农产品供给。
三、适度规模经营引领农业供给测改革的路径选择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解决土地、人才、资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推进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流转
土地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载体，当前土地流转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有效途径。当前土地流转存在着土地流转不规范、流转土地租金上涨快、流转大户资金、政策需求等问题。其中土地租金上涨快，成为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土地重要性的凸显，农民对土地收益的预期日渐提高，加大了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的难度。面对这种土地流转中的新情况，土地股份合作制成为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按人口落实社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农户土地承包使用权的流转。农户土地承包权转化为股权，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经营。土地经营收入在扣除必要的集体积累以后，按照社员土地股份进行分配。这种土地流转方式使土地托管给生产型经营服务组织经营，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摊机制，降低了以家庭农场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经营农户的经营风险，降低了农民对土地流转租金的预期，更好的保障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在保证农民合理收益的基础上，使农民参与农业经营收益的分享，有利于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二）培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要解决“人才”问题，即培养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主体。这些主体更符合现代农业生产对现代职业农民的需求。现代职业农民是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主要从事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这种现代农民是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主体，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者。例如德国的农民是世界闻名的“职业农民”，经过系统的职业技术培训，这些职业农民可以熟练的应用现代化的高科技，灵敏的感知市场变化。职业农民成为德国农业世界竞争力的一个体现。
现代职业农民是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在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现代职业农民的就是以种粮大户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他们的素质相对较高，对市场较为敏感，对新科技、新技术接受能力比较强，较为可能实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我国农村的发展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些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所以实现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要培养更为专业的生产经营主体。
（三）保证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
资金是影响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进行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都会受到资金的束缚。这种资金需求主要以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财政投入，一种是吸引社会资金。在财政投入上要实现“精准性”，传统的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政策是“普惠式”的，没有体现对重点领域的侧向性。当前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刻不容缓，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实现基础，那么财政支持就必需要体现出针对性和精准性。政府财政资金是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引导作用，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正如各省、市地区发展“双创”时，以政府资金形成产业引导资金，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双创”。北京、上海、深圳和浙江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现代农业也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以政府有限的、独具信用的资金，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以解决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１］刘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２．
［２］张喜转，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径论析［Ｊ］．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５，（２７）．
［３］许经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思考［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６，（０６）．
［４］刘彤，从传统农夫到现代农民的角色转变［Ｊ］．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３，（１７）．
(责任编辑 魏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