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沈阳有着丰富而活跃的文学态势。沈阳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其地域特点有着密切关联。本文通过对古代沈阳城市发展历程的梳理，确认其空间维度，指出沈阳古代文学是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沈阳地域特点的重要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沈阳；古代文学；地域
【作者简介】赵旭（1975-），男，辽宁沈阳人，博士，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辽沈地域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5BZWOO3）及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WJQ2014053）阶段性成果。
沈阳城市历史不长，却有着丰富活跃的古代文学发展态势。沈阳的古代文学与其特殊的地域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梳理沈阳城市发展轨迹，明确其古代文学存在的时空维度，在此基础上去审视沈阳地域特点对其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是沈阳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
一、沈阳的历史变迁
沈阳古代城市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燕国设立了北方五郡，沈阳地区属其中的辽东郡，虽然“战国之燕，开拓东北，因置辽东辽西等郡，实为东北区域置郡县之始”[1]，但此时它还仅是具有军事意义的边障侯城。此后，汉代增拓“朝鲜四郡”，其中包括“侯城”（今沈河区老城）、“高显”（今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古城）、“望平”（今新城子区尹家古城）和“辽阳”四县（今沈阳辽中茨榆坨乡偏堡古城），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政权治下的“盖牟城”（今苏家屯区陈相屯东北的塔山山城），隋代在辽东设立的“通定镇”（今沈阳新民辽滨塔古城），唐代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辽东第一州城“盖牟州”，同样都是着眼于其军事地位。可见，当时的沈阳地区还没有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地位。这是沈阳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
辽金元明时期，沈阳地区的城市地位提升很快。辽太宗天显二年（928），东丹王耶律倍南迁，设立了沈州。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沈州设立了州学，修建孔子庙，颁五经，并设置了博士、助教等专业教师职务。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沈阳地方设立了官学。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沈州路设儒学教授一人，学正一人，蒙古教授一人，医学和阴阳学教授各一人。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沈州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辽阳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合并，称之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府。“沈阳”之名自此始，乃两个总管府各取一字之义。此后，沈阳中卫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设立，闵忠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修了沈阳城，扩大了沈阳的城市规模，强化了沈阳的城市功能。此后，“正统二年都御使李濬奏设”[2]儒学，有儒学教授和训导等职务，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常时平又修建了蒲阳书院。这些设施大大提高了沈阳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提升了沈阳地区的政治、文化内涵。这是沈阳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但这个时期沈阳的城市功能主要还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战备基地，如辽景宗为了征伐高丽，派萧道宁于乾亨三年（981）出任沈州昭德军节度使。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为了征伐日本，沈州同样起到了军事基地的作用。在明代，沈阳城的主要功能也是在军事方面，甚至居民中军队人数多于普通百姓。二是移民安置场所，如太祖神册六年（921）十二月安置被掳掠的檀州和顺州的汉族人，天赞三年（924）耶律阿保机将蓟州人口迁徙到辽州（今新民公主屯乡辽滨塔村）。元代的沈州更是安置高丽降民的重要地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沈州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辽阳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合并，称之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府”。“沈阳”就是两个总管府各取一字之义。
不过这个时期沈阳城市地位有了更大的提升，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出现了以沈阳地区作为籍贯的历史人物。如辽代天祚帝的宰相沈州人张琳，金代出身于沈州的诗人刘泽、刘光谦父子，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沈阳城市有了更高的历史地位。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四（1625年4月10日），努尔哈赤作出迁都沈阳的决定。《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了其迁都的理由：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3]
努尔哈赤从军事和经济、政治多方面综合考虑，坚决选定沈阳作为都城，这为沈阳成为东北地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命十一年（1626），皇太极继承汗位不久就开始改造沈阳城，城市规模为周长九里三百三十一步，改明代的四门为八门，重新确定了城内各区间的功能，这些大大改善了沈阳的城市面貌。天聪八年，皇太极诏令以满语称沈阳为“穆克敦”，汉译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在北京即皇帝位。顺治二年（1645）六月明确了沈阳的陪都地位。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又设立了奉天府，实行旗民分治。近二十年的都城和后来的陪都地位，大大提升了沈阳的城市地位，使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可以视为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
二、沈阳古代文学的空间维度
根据沈阳城市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审视沈阳古代文学的空间维度。
“在国家文学内部，‘地域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也是一种更强调回溯过去的文学”[4]。“地域文学”是由地域文化作为纽带而自然形成的，“关键是看这一地域的人们有没有在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接触中靠长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积淀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地域文化并不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发生大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渐变而不是突变”[5]。
与“地域文学”自然形成的特点不同，“‘区域文学’则是‘人为的’社会行政体制下的文学，更是一种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文学的地域特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新的内涵，却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6]它是“根据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需要而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文学活动,会根据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7]。
沈阳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的特点综合起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予以审视。辽代设置沈州这个历史事件是沈阳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分界点。此前的文学活动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较多，地域文学特点更为突出；设置沈州之后，其文学活动则受到较多人文要素的制约，区域文学的特点更为突出。从区域文学范畴的角度来看，沈阳古代文学的空间维度相对容易确定，因为沈阳的城市区域核心位置基本固定，和今日的沈阳城区范围相一致。但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情况则要复杂一些。
“作为学科的地域文学史所要求、需要的，却是那种既能够获得悠久历史的认同，同时也相对稳定、且大小较为适度的空间范围概念。”[8]总的来看，可供选择的这个沈阳古代文学的“空间范围概念”主要有“辽东”和“辽海”。两者加以比较，“辽东”相对来说更加符合这个“空间范围概念”。一方面，“辽东”的空间范围相对要小一些，与沈阳重合度更大；另一方面，沈阳地区对“辽东”的历史归属感更强，例如秦汉时期的文献常常用“辽东”来指称东北大地，隋唐两朝则留下了许多以“辽东”来命名的诗篇，《清史稿》更是将李锴、陈景元、戴亨、长海、吴麟、曹寅、鲍珍、高鹗和刘文麟等人并称为“辽东以诗文名者”[9]，直接把属于沈阳、辽阳、铁岭的文人纳入了辽东地域文学范畴。可见，在地域文学范畴内，用“辽东”来作为沈阳古代文学的“空间范围概念”是更贴切的。
从空间维度上看，沈阳古代文学存在着模糊性。皇太极最初颁定的“天眷盛京”当然指的是沈阳地区，不过后来的盛京所指的范围已经不是今天的沈阳所能涵盖的了。其“并榆关而东，尽鸭绿江岸，与朝鲜为邻，南至于海，北带蒙古诸边，至两辽河汇流处是为盛京，我国家肇基地也。幅员数千里，设关置守，棋布星罗，耕牧渔盐之利，日有加益”[10]；“《盛京通志》……此乃三省所共，奉天不得独擅”[11]。因此，在确定沈阳古代史范畴所包括的作家和作品时就应该仔细加以甄别。以清代被流放到盛京的文人为例，他们很多人未必就是被流放到沈阳。如“流徙盛京”[12]的郝浴，他长期生活在铁岭，而不是沈阳，对于郝浴的作品，只有那些明确涉及到沈阳的内容才可以被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
三、沈阳古代文学的创作特点
沈阳古代文学的发展受其地域特点影响很大。特别是清代之前，沈阳地区出名的作家作品不多；清代，沈阳先后成为都城和陪都，文学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但本土汉族作家作品与流人和满族作家作品相比，其发展态势依然是落后的。总的来看，沈阳古代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相对于本土的汉族文人的文学创作，沈阳的民间文学、满族文学和客居文人文学创作活动更加活跃，很多外国文人也在沈阳留下了作品。
沈阳先后成为清代的都城和陪都，城市地位大大提升，大量民间艺人汇聚此地，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诸多少数民族，如满族、锡伯族的宗教信仰中也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要素，如创世神话、英雄传说，以及萨满教神歌等。这些都为沈阳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有见识的文人认识到以口头传承为主的民间文学艺术对沈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或有意识地对之加以文字总结整理，如刘世英的《陪都纪略》和缪润绂的《沈阳百咏》、《陪京杂述》；或在吸取民间养分的同时积极进行创作，例如韩小窗、鹤侣等人的子弟书创作，从而形成了诸多民间文学艺术文本。沈阳的民间文学艺术文本，是文人与民间文学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们构成了沈阳古代文学的重要部分。
沈阳是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尤其自清代以来，形成了以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局面。从1625年4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到1644年10月顺治帝迁都进入北京，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满族人在这里有了较大规模的繁衍，即使迁都后，沈阳作为陪都依然有大量的满族人居住，而且从嘉庆十七年九月开始又有大量满族宗室移居沈阳。随着与汉族文人的不断交流，满族文人在沈阳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作者，既有长期居住沈阳的本土满族文人，也有出关祭祖的帝王及其文学侍从，从北京移居回来的满族宗室更是将子弟书传入了沈阳。这些都成为沈阳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客居文人文学主要包括被流放到关外的文人及其作品，特别是清代的流人，其规模和影响都是空前的。大批文士或因参与抗清活动，或因朝廷党争和文字狱而被流放居住或经过沈阳。这些流人多是学养深厚之士，在遣戍中也往往吟咏不辍，以诗抒怀言志，广东人函可及其创立的冰天诗社中诸友人的作品是其代表。此外，随着沈阳城市地位的提升，诸多文人也受其吸引而来，或求学，或访友，或游玩，或谋利。他们短期或长期居留沈阳，往往有所创作，例如晚清刘鹗，他来沈阳本是为了洽谈盐业生意，未成，却在留居沈阳的23天里重新完成了《老残游记》第十一回，并创作了第十五、十六两回。这三回是《老残游记》的精华，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沈阳城市的发展，许多外国人来到沈阳，并在作品中留下了沈阳的印记。如安南国人黎乐安就与沈阳诗人缪公恩有过唱和，缪公恩《梦鹤轩梅澥诗钞》卷三中有《送黎乐安归越南八首》，其诗序称黎乐安“言语不通，问答以笔，词皆大雅，语有本原，遂订交焉”[13]。1872年，英国牧师、神学博士罗约翰受苏格兰长老会的差派到东北传教，他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同时，于1882年在沈阳将《圣经》翻译成朝鲜文，这显然也应视为沈阳文坛的一部分。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到中国来的朝鲜使团成员撰写的大量具有纪实性质的笔记和诗篇，总称为“燕行录”，其中许多以沈阳为表现内容。朝鲜人来中国，一般情况下都会经过沈阳，有时甚至以沈阳为目的地。在沈阳停留期间，一些有较高汉语写作水平的朝鲜人，他们或出于个人爱好，或向本国政府汇报沿途见闻，或为了打探朝廷情况，主动观察沈阳的社会状况，并将所见所闻纳入笔端。其作品多为日记体实录，形式自由，内容丰富，看似琐碎，却为后世保留了大量关于沈阳文坛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其创作也成为沈阳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1906年10月18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创办于沈阳大东门里的《盛京时报》在晚清也发表了小说33篇（有研究者[14]界定这个时期小说的标准不同，因此统计的数目也有差异，还有待商榷），诗歌960首，其作者不仅有中国文人，还有日本人。这些也属于沈阳古代文学的一部分。
沈阳古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总体审美取向表现为以下特点：
1．军事重地的警醒意识。此种状况诚如金毓黻所言：“风土刚劲，长于弓马，此为艮维之殊质。”[15]沈阳从其建城之日起，就担负着军事重任。无论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史书和隋唐帝王的诗篇中，还是明清时事小说以及诸多笔记中描述沈阳的文字，突出的都是对其军事地位的警醒意识，充满攻战杀伐之气。
2．家乡故地的维护意识。沈阳的城市规模提升后，诸多本土文人，包括沈阳周边地区的文人，他们出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或纵笔描述沈阳及周边地区的美好景致，或积极搜集整理本地的风俗人情，期望让外界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乡故地。如缪润绂的《沈阳百咏》和《陪京杂述》等。
3．荒凉苦地的感伤意识。沈阳的城市地位虽然得到不断提升，但依然给诸多文人，尤其是未来过关外的文人以荒凉之感。甚至在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黑兽》中，作为陪都的沈阳竟然是虎狼怪兽横行的阴森之地。当诸多文人或因流放，或因宦游，甚至作为跟随帝王来沈阳祭祖的文学侍从，其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流落荒凉苦地的忧伤感。甚至来中国的朝鲜使者，其撰写的具有实录性质的笔记和诗篇中也表现出对沈阳文化状况的忧虑和失望，感伤意识也很强烈。如李田秀和李晚秀的《入沈记》。
4．发祥之地的自豪意识。这主要体现在清朝帝王及其随行的文学侍从回沈阳祭祖的作品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死后都安葬于此，沈阳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所以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帝王们出关谒祖，除了巡视地方、加强军备、鼓励农垦的目的外，更是为了表示不忘祖先功德，对先祖表达敬仰之情。清帝在东巡过程中，与其文学侍从一起写下了大量歌颂祖先功业的作品，其中作为祖先安葬之处的沈阳，自然成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由于其特殊身份，作品中寄托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具有慷慨激昂的强大气场和雄伟壮阔的意象。
参考文献：
[1]金毓黻.东北通史[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60 .
[2]（明）李辅等.全辽志（卷一）[M].金毓黻.辽海丛书[Z].沈阳：辽沈书社，1985：523 .
[3]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M].清实录（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
[4]周晓风.世界文学、国别文学与区域文学[J].文学评论，2002（4）：82.
[5]徐玉如.也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以六朝沂蒙文学为主例[J].齐鲁学刊，2009（3）：138.
[6] 周晓风.世界文学、国别文学与区域文学[J].文学评论，2002，（4）：82.
[7]赵旭.沈阳古代文学的历史进路[J] .社会科学辑刊，2014，（6）：198 .
[8]武卫华，乔力.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与范畴界定[J] .江苏社会科学，2006，（6）：158 .
[9]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79.
[10]杨同桂，孙宗翰辑.《盛京疆域考》序[A] . 金毓黻.辽海丛书[Z].沈阳：辽沈书社，1985：2320 .
[11]臧式毅.奉天通志叙[A].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M].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12]（清）梁清标.粤抚中丞复阳郝公本传[A] . （清）郝浴.中山郝中丞集（文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
[13]（清）缪公恩.梦鹤轩梅澥诗钞(卷三)[M].金毓黻.辽海丛书[Z].沈阳：辽沈书社，1985：3220.
[14] 张永芳，王金城，冯涛.《盛京时报》近代小说叙录[M]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0.
[15]金毓黻.辽海丛书刊印缘起[A].金毓黻.辽海丛书[Z].沈阳：辽沈书社，1985：3647.
（责任编辑 丛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