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政治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管党、治党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历代共产党人关于从严治党的探索为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其产生提供了强劲动力。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是要求、任务、路径的统一，体现出牢固的人民主体观、鲜明的实践性和系统的整体性。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届五中全会
【作者简介】吴春艳（1983-）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2426(2016)08- 0034-05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12BDJ031)的阶段性成果。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此之前的10月份，中共中央先后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体现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统一，对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面从严治党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标准、严要求的治党思想和党建理念。全面总结、认真学习、始终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有利于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遵循从严治党的原则展开重拳反腐，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把党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至此，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布局，体现了党中央全新的战略谋划。考察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渊源，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1．经典作家关于从严治党的阐述是全面从严治党产生的思想之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思想之源，是指导中共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指导纲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共产党尚不能够以执政党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他已经预见到了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之后，1888年发行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又加上了“自觉的”三个字，即“自觉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主要的目标和价值归宿。社会主义的公职人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如果公职人员不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甚至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对这些人进行罢免。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共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的现象，列宁对此深恶痛绝，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和不称职的公仆的掠夺行为更使苏维埃政权丢脸的了”。[2]他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3]．官僚主义是党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威胁共产主义事业的主要因素。他提出要把贪污腐败、不纯洁的党员清除出党，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针对贪污受贿者处罚较轻的现象，列宁曾专门给党中央写信，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的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严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的思想之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中国共产党关于从严治党的探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根。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人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提供了宝贵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准确分析了党内形势和外部环境，先后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要思想，形成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有效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愈加认识到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语重心长的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1438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在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党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指导了建立新中国之后党的建设。
邓小平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从严治党思想，并以党情、国情为基础将从严治党思想更加具体化。改革开放后，领导干部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之风，对此现象他高声疾呼：“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6]80年代末，邓小平特别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紧迫性，“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首次在党的历史上具体阐释了从严治党思想，明确了“由谁管”和“管理谁”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管党的关键在领导核心，管理的对象是党员和干部。他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
20世纪末，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回答了“怎样从严”、“如何治党”的历史性课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7]559之后，又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进一步表述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5]此后，他将治党置于治国之先向全党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随着对从严治党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强调从严治党必须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抓起，“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7]564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胡锦涛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党性纯洁、作风纯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提出并阐发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一个目标”的党建新布局，涵盖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不同方面。经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从严治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奠定了良好基础。
3．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之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的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十三五”时期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各项改革事业都进入了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发展的领航人承担着中国崛起的重任，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清醒认识现实，在忧患中探索改革创新之路，在忧患中体会人民疾苦之情，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才能不断凝聚攻坚克难的力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8]胡锦涛曾多次告诫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以忧患意识作为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他曾多次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直面各种考验与危险。上任伊始，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的讲话中，他直指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特别强调“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两天之后，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继续向全党疾呼“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9]他特别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从政治的高度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不但要提高自身素质、摒弃各种不良风气，而且要用法制思维武装自己的头脑。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使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如果执政党作风不正、腐败泛滥，将会直接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垮台。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庄严宣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0]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催生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党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成为新时期党建的新常态。“全面”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新标准，它以更广的覆盖面、更强的深度和广度辐射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是要求、任务、路径的统一。
1．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打虎拍蝇”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在实践中结合而行，成为管党治党的有效方法。以德治党通过提高道德素质和思想觉悟，来端正党员的行政行为：依规治党则强调通过外在的力量，约束党员的外部行为。2015年10月份，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守底线与高标准兼顾、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原则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准则》以“德”为基础，重在自律；《条例》以“纪”为重点，坚持纪严于法，强调他律。自律与他律互相补充体现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的新认识，为全体党员干部规定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
以德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性质和宗旨要求党员必须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全面从严治党，光靠党规党纪是不行的，必须立根固本，树立起坚固的道德防线。习近平曾形象的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如果党员精神缺钙、道德软骨，那么他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特质，长此以往，必将削弱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新时期，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吃苦在前、廉洁从政、廉洁用权等原则为全体党员干部划出了道德高线。只有全体党员干部在道德上坚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贪腐、官僚滋生的温床才能被彻底铲除。
依规治党是以德治党的补充与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的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依法治国的体系之中。之后，五中全会继续贯彻依法治党、依规治党的原则，提出全面推进依规治党，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难以保障”。[11]依规治党的关键是严格党章党纪，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戒尺、党员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革命和实践的经验表明，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严格遵守党章党纪显得尤为重要。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两个月后，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成就大小，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同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严肃党章党纪使全体党员干部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依规治党的根本。
2．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反腐倡廉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在即，怎样如期向人民群众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是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治党的关键在于反对腐败。只有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发挥好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领航人的作用。反对腐败是出现在习近平党内外讲话中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他强调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是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机体的重要细胞，他们的言行是党的风向标，具有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习近平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营造良好从政环境中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
首先，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如何管好干部、用好干部进行了很多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2014年，中共中央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如何选人、用人做了更加细化的规定，从源头上有效治理了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习近平认为干部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成为新时期好干部的考核标准。其次，领导干部要有规矩意识。规矩意识是领导干部为官、为人、用权的重要基石。对于所有党员干部来说，必须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程序，使“讲规矩”成为党内生活的新常态。2013年8月，他在辽宁考察时将“讲规矩”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此后，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领导干部是否讲规矩被上升到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
其次，坚持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理念。之后的数次讲话中他一再强调必须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分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展开，展现出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随着网络反腐、电话反腐、微信反腐等新兴反腐渠道的出现，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领导干部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的方向转变，反腐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处处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
1．牢固的人民主体观。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改进工作作风，净化从政环境是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习近平曾经语重心长的说：“如果不坚决纠正这些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2]“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之一，是其他“三个全面”的重要保证，目的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政治保障，使发展的成果惠及于民，让人民共享改革红利。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命运，稍有不慎，民族复兴的伟业将会毁于一旦。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最直接、最现实的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党严以律己、提高执政能力的期盼。中国共产党依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如“反四风”、“八项规定”、“三严三实”、“‘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增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鲜明的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论述是在分析新阶段党建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考察现实社会不同方面矛盾的基础上创立的，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自身建设科学化的必然结果，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是“全面”，关键是“从严”，重点是“治吏”，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的统筹兼顾、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双管齐下。从组织建设到制度建设，从思想建设到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如，在思想上，拧紧党员干部的“总开关”，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在组织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力度：在反腐倡廉方面，坚持打虎拍蝇，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德”与“纪”两个方面规定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与行为。鲜明的实践性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能够扎实的在全党推进，使之成为党建新常态。
3．系统的整体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整体规定着部分的地位、作用和活动范围，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各个部分形成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整体。整体发展不好，部分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极大影响和限制。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和国家新的战略举措，重要性全面提升，从整体上规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党建的方向。全面从严治党涉及面广，关系到宪法法律与党内法规、党内与党外等不同方面，需要宏观谋划、整体布局，做好顶层设计。如果整体布局有问题、顶层设计不合理，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将会大打折扣。
从严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虽然两字之差，但是广度深度却有着显著的差别。“全面”首先涵盖了党建的多个领域，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这五个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且相比以往力度、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其次主体全覆盖，管党治党的主体既包括各级党组织又包括广大党员干部。此外，“从严”不但规定了治党责任、干部管理要从严，而且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党的纪律要从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全面从严治党做好了整体谋划，在战略层面上规范了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形成了管党治党、正风肃纪的一系列组合拳，具有系统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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