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只有把改革进行到底，才能迎来中国更加光明的前途。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改革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存在着一再被扭曲和拖延的危险。面对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全社会要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用新思路和新举措继续推进改革。
［关键词］改革；利益集团；新思路；新举措
［中图分类号］Ｆ２；Ｃ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５３－０３
一、观念更新：改革应该有穷期
发轫于１９７８的改革已有３０余年，至今尚不能看到其尽头，于是，有不少人以鲁迅式的笔调写到：改革正未有穷期。这种表达，既是对改革现实的描述，也是对改革未来的预期，既有对加快推进改革的期盼，也有对改革停滞不前的担忧。现在，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改革究竟是一个有始有终有时段限制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永无休止没完没了的无限持续过程？我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改革虽然是我们前进和走向复兴的动力，但绝不能把改革理解为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无休止过程。改革是清道夫，改革是助推器，改革本身不能当饭吃，它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的目标不是滞留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而是要尽快地到达改革的终点和彼岸。改革应该有穷期。
我们把眼光放宽些，凡古今中外具有改革性质的历史事件，不管其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也好，或者既不完全成功也不完全失败，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内宣告结束。一个进行了几十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的“改革”，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３５６年，至公元前３３８年商鞅被车裂，历时不过１８年。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始于公元１０６８年，到王安石１０７６年退隐金陵，不问世事为止，不过８年时间。如果算到１０８６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为止，也只有１８年。近代的戊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来去匆匆，更为短暂。日本的明治维新从１８６８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到１８８９年确立立宪结束，历时２１年。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以时任总统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始于１９３３年旨在整顿金融的“百日新政”，结束于１９３９年走出危机阴影，经济全面复苏，历时仅６年多。所有这些著名的具有改革性质的历史事件，其时限都没有超过３０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人为把改革长期化，无休止拖延下去，并不一定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而是很有可能掉进了“未有穷期”的“转型陷阱”，长时间在泥沼中不能自拔。
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不能成为把改革长期拖延下去的理由。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论断是一个长周期判断，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其制度至少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这期间必然要发生多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改革，组成一个改革的链条，而不是说我们这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轴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非要搞它一百年不可。
我们坚持“改革应该有穷期”主张，并不是说可以拿改革当儿戏，草率从事，莽撞出击，导致改革失败也在所不惜。而是要把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建立在缜密论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尽快迎来一个成功的结局。
二、回应关切：改革不容一再被扭曲和拖延
今年“两会”期间，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２０周年，“改革”的话题又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有７０处提到“改革”。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总理在３月１４日答记者问时，以振聋发聩的语言再次昭示天下：“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有关改革的议论和思考，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心态，其中一些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乃至争议。不论是对坚定推进改革的明确宣示，还是表达了某种担忧和不确定感，种种关于改革的议论，从整体上显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对改革进入攻坚期所面临形势的深切关注。
３０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只有把改革进行到底，才能迎来中国更加光明的前途。这是一个国人最具广泛认同基础的基本判断。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阻挠改革、扭曲改革的人，在表面上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改革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恶化，腐败严重，地区差距扩大。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改革方向的分歧对立日益加深，而且争论的焦点已从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角逐。从现实状况而言，改革确实存在着被扭曲和拖延的危险。面对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人们该拿出勇气走向光明而不是黑暗，前进而不是倒退。
三、突破难点：铲除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规则、公权私用、垄断地位等不正当手段和途径攫取集团性特殊利益的群体，即可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私利。既得利益集团嘴里喊着改革，但行动上不想改、不愿改甚至反对改革，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利益集团企图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型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可能把国家推入“转型陷阱”的泥潭。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连“改革”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私利不想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却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掩人耳目。一曰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此论看似稳妥，实为托词。从长跨度看，“渐进改革”就一定比“激进改革”绩效好，未必如此，长痛短痛的利益比较并未见分晓。中国的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二曰要整体配套，全面推进。这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没有问题。但作为搪塞之词来用，就大谬不然了。因为滴水不漏的全面系统设计而又容易具体操作的完美方案，固然最为理想。可是，这样的方案到哪里去找，恐怕到天国里也未必找到。在现实中，这类完美方案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最好”是没有的，我们的选择空间只有次优或较好。因此，不是要等十全十美了再干，不少情况下有个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就应该冒险一搏，否则就不要大力提倡改革需要勇气了，岂不最为平庸的人都可以搞“改革”了。三曰改革“难”哪，“难于上青天”。我们当然承认，改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冒很大风险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这也不能干，那也干不成的理由。有很多事情事在人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些看上去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事情，只要你准备好了去摸它一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包产到户”、“价格闯关”、国企改制“砸三铁”，哪一样不难，不是一咬牙就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解决“三公经费”滥用、官员收入及财产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等问题就都卡了壳，一推再推，难有实质性进展。这些事情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这难道不需要深思吗？事情本身恐怕并没有那么难，有些所谓“困难”是人为造出来的“稻草人”旨在吓唬人而已。四曰国家大，人口多，国情特殊。这更不能成为拖延改革的理由。正是这样的国情，改革的主导者才应该更加看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涉及这么多人口命运前途的大事，岂能等闲视之，久拖不决。
四、凝聚共识：推动改革再发力
改革动力不足是一个现实问题。凝聚改革信心，激发改革动力，靠什么?芽靠的不是喊改革口号或阐述一般性的改革道理，而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进展，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性进展，来证明改革确实是在向前推进，确实是在攻坚。也就是说，改革攻坚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泛的说辞上，而要在实践中推进，有切实的行动。改革的攻坚阶段具有艰巨性、复杂性特点，也不是朝夕之功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全面运筹，更需要足够的智慧、审慎和耐心，但这不能成为迁延不决的借口，变成长期无休止的拖延。人们的信任和耐心是有限的，不可以无限透支下去。正如《人民日报》发出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呼吁时，用异乎寻常的语调警告：“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技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忧患意识变成推动改革的新行动。
把改革的意愿变成改革的行动，全社会要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新动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当年敢闯、敢试、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碰硬，敢于攻坚；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党政要统一步调，统一部署；建立健全超脱部门利益又有权威的体制改革机构，认真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搞好综合协调，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整体推进；合理调整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调整政府官员与民众关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保障人民更多地分享改革的成果，保护和激发群众改革积极性，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改革再发力，尽快结束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走出改革“未有穷期”陷阱，使人们能够看到改革成功的曙光。
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