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经济学视角下，可以从资源稀缺约束下的岛国心态、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性被忽视和抑制人口的双刃剑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对之进行解析。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理性认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并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以及开源节流破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是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日本“少子化”；新常态；劳动力供给；资源约束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５０－０６
［作者简介］薛光明（１９８２－ ），河南焦作人，中共黄埔区委党校经济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从理论研究看，劳动力供给、经济长期均衡增长、资源稀缺等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极限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是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议题。日本作为中国邻国中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经验都被中国加以研究、借鉴和运用。日本“少子化”问题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出现，“少子化”的概念也源于日本１９９２年发布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意即“人口的出生率低下，孩子的数量减少”。［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间日本０－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由１５．３９％降至１３．１１％，详见图１。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５．５％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４．４％，远超联合国设定老龄化国家７％的标准，进入高度老龄化国家。
应当看到，“少子化”问题以及与之如影随行的“老龄化”问题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和不良影响，很多学者包括日本政府都认为，“少子化”和“老龄化”是日本经济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陷入持续低迷的深层次原因。现阶段，中国已经踏入老龄化社会，“少子化”现象萌生并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产业转型压力巨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日本“少子化”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对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综述
（一）已有文献的总体情况
日本“少子化”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自日本政府提出“少子化”概念之后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就研究的关注度来看，根据ＣＮＫＩ（中国知网）相关文献数量的检索结果，上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是初始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很少，只有８篇，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是稳步增长阶段，这期间关注度加大，共有文献９０篇，２００８年之后的研究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共有文献２６５篇。选择２００８年作为分隔年份是因为始于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在２００８年全面爆发，成为触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重要外力，国内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老龄化加速等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这一点也在本文所统计的文献数量上得以体现。
（二）已有文献的研究角度和内容
从已掌握的文献资料看，早期即２０００年之前，国内对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从教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少子化”所带来的影响，如刘丽（１９９４）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以少子化现象为切入点对中日母亲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比较；［２］陈俊英（１９９６）在研究战后日本的私学振兴与政府资助时，提出随着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大学的“寒冬时代”即将到来；［３］也有从探究“少子化”问题成因、影响和对策的，如关春影（１９９８），但原因分析仅限于导致少子化的表面原因即女性生育本身，对策还局限于教育政策。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研究大多仍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但已经开始有学者关注少子化以及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如曹建南（２００１）编译介绍了日本学者吉田隆彦的观点，提出日本人口减少与少子化、老龄化发展齐头并进，将引起经济发展停滞、医疗成本增加、养老金压力加大等问题，认为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只要能维持经济的零增长就可以了。［４］２００８年后，国内对日本少子化的关注和研究明显增多，概括起来大体有两个方面，一类是就少子化问题自身的原因和对策建议展开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前（２００８）认为少子化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在分析少子化出现原因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述［５］，施锦芳（２０１０）分析了日本少子化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重点探讨了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６］；另一类是将少子化问题作为大的经济社会背景或重要因素来对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如逯新红（２０１１）在研究中日经贸发展存在问题时，认为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缺乏和内需不足是日本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７］李璇（２００９）以少子化为背景，研究了女性两立问题等。［８］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整体评述
总体来看，国内对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和不足。一是已有研究侧重日本少子化问题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如教育和养老，对经济影响探讨不够深入；二是对日本少子化问题原因考究过于强调表面原因，如生育观念，育龄妇女数量下降，以及日本应对政策的失效性，大多没有触及造成少子化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三是研究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视角多集中在教育、人口和伦理等学科，以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剖析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文献数量不多。
三、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经济学解析
（一）资源稀缺约束下的岛国心态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和逻辑起点。现实经济实践中出现的诸如“资源约束”、“资源瓶颈”和“资源制约”等，既是对资源相对稀缺性假设的实践支撑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学理论观点对经济发展实践的解读。日本作为东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岛国，其经济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特别是在１９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工业化的大生产不仅使得日本国内的生产资源捉襟见肘，其相对有限的国内市场需求也难以消化被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向外寻求生产资源和产品市场成为必然。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逐渐出现了对资源稀缺约束担心和焦虑的岛国心态，占有更多资源和市场实现向外扩张发展成为缓解这种岛国心态的现实选项。中日甲午战争后签署《马关条约》、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以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发动的侵华和侵略东南亚诸国的战争等，都是日本为缓解资源稀缺约束的岛国心态，在当时弱肉强食不公平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的具体表现。
由于二战战败，资源约束的基本国情没有得到改变，这种岛国心态也一直延续至今，只是在二战后所建立相对文明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下，出现了其他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带有自律性质的控制人口规模政策。面对战后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日本政府推行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家族计划”政策。［９］政策效果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逐步显现，日本０－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１９５２年的３５．３％持续下降到１９７０年的２３．９３％，之后整个７０年代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２４％左右，处于相对稳定阶段①，但是进入８０年代后又进入了连续下降的阶段，直到９０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发现少子化问题出现，并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具体情况详见图３。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性被忽视
作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特别是经济实践中，由于失业现象的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基本处于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为实现劳动力市场尽量出清，理论研究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增加劳动力需求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保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二是如何改良劳动力供给结构以适应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如重视科学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因此，从马尔萨斯的自然人口过剩理论到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１０］再到现在对失业或就业问题的普遍关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被认为是一种常态，成为分析研究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劳动力供给本身的一些特性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笔者认为，劳动力供给包含了劳动力基数增长和劳动力素质养成两个层面，劳动力基数增长是劳动力供给的前提条件，劳动力素质养成是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内容。如上所述，长期以来，劳动力基数增长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直到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韩国、新加坡等逐步出现少子化现象后［１１］，这一所谓“常态”才被现实所打破，因为，从根本上看，劳动力基数的增长源于人口基数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在不发生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正常情况下，人口基数的增长是自然和必然的，但显然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生育技术、政策控制和生育观念等因素对人类自然生产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战后实施的“家族计划”政策在客观上抑制了人口基数的增长，在主观上也使得与之配套的优生优育、少生不生等生育观念深入人心，而随着人口基数增长停滞甚至减少，劳动力的减少便不可避免，劳动力供给不足必然致使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萎缩又使得日本普通家庭的育儿成本相对增加，不生或少生成为主要选项，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致使日本少子化现象出现并在短期内难以逆转。
（三）抑制人口的双刃剑经济效应
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系统的两端，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系统必须实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既要避免消费不足带来的生产过剩，也应防止生产不足带来的物资匮乏，而这个平衡最终取决于人自身，因为人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从长期来看，在不突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同时增加，经济系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相反，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主体的同时减少，经济系统规模也将出现萎缩。战后日本控制人口增长是为了实现对国内资源消耗的整体抑制，以保证不因人口规模扩大而突破日本自身脆弱的资源承载极限，表面上看实现了对国内消费的抑制，但由于抑制了人口增长客观上限制了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抑制人口对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也正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停滞同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至于日本国内如吉田隆彦，所谓人口减少是正常现象，以及在人口减少的社会只要维持经济零增长就可以实现人均ＧＤＰ的提高等观点，实际是对日本现阶段国情的无奈之说。
为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日本政府近年来出台各种政策，但只能取得短期刺激效应，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颓势。如近年来安倍政府极力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只是在政策推出的初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政策乏力下，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局面，安倍政府于近期抛出了要鼓励家庭妇女就业的政策主张，但是这与日本传统的家庭伦理相悖，其最终效果也难以乐观，更为关键的是政策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
四、日本“少子化”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一）科学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与劳动力供给趋势
日本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深层原因。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被认为将是掣肘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更加科学理性的加以判断。
１．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３０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积极适应的“新常态”，２０１４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产业组织方式、资源环境约束、投资需求、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经济风险、出口和国际收支、市场竞争特点和资源配置模式９个方面对“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进行了定位。①笔者从三大背景去理解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一是经济总量达到较大规模的现实背景，总量较大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缓，现在１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所代表的绝对量增加是原先２个甚至３个百分点所代表的绝对量增加。二是国内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的国内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号角，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动的国外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重新洗牌的速度加快，“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和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表明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经济秩序的构建。
２．理性认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即认为“人口红利”窗口期行将关闭。笔者利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对此进行了分析，详见表１。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总量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１０亿增加到现在的１３亿多，并将在２０３０年后达到顶峰，此后会进入人口规模的萎缩阶段。与此同时，１５－３９年龄阶段的青壮年劳动力和４０－５９年龄阶段的中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发生了较大变动，就表１给出的１９８０－２０５０年这几个整数年份的数据来看，１５－３９年龄段的占比在１９９０年达到顶峰、４０－５９年龄段的占比将在２０３０年达到顶峰，此后都会逐步下降，将两者合并即把１５－５９年龄段作为劳动力年龄段来看，劳动力占比的顶峰出现在２０１０年，详见图４，随后会逐步降低，如果把低于６０％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准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将会在２０３０年后关闭，正好与人口总量规模的逆转同步。因此，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我们至少还有１５年以上的“人口红利”期，但在２０３０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拐点。
（二）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并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日本的经验表明，少子化和老龄化如影随形。无论是中国的现实数据（１９８０－２０１０），还是预测数据（２０２０－２０５０）都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详见图５所示。对此，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１．积极培育老龄产业以应对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的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１０％即可以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在２０００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根据预测数据，老龄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老龄化的到来意味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寿命延长会增加家庭的养老负担，但需要指出的是，依附于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工业化基本完成、市场经济初步确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发展形势，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城市的“空巢老人”都是不适应的具体表现。因此，要倡导社会养老模式，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当下重点是要大量增加社会养老机构和场所，从培育产业的角度出发应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民间资本进入，创新建设运营思路，如把经营效益不佳的酒店改造为养老机构等，同时要积极培育老年人专供的食、穿、行、日用、医疗等产业。
２．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以扭转少子化。中国的少子化趋势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同步，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的少子化趋势明显，０－１４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５．４％下降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１４％，已经与日本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水平相近。从日本应对少子化的经验看，虽然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积极采取了鼓励性的生育政策，但是并没有因此扭转少子化的趋势。因此，中国已经进入要扭转少子化的政策调整期，从政策调整的机遇期来看，２０３０年前后是中国人口增长的拐点，按少子化０－１４的年龄段划分，现在到２０３０年刚好１５年，意即当下是扭转少子化趋势的最后期限；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而言，一对夫妇一生养育２个孩子即“普遍二孩”是实现代际自然更迭、维持人口规模的最佳选择，以此看，我们应当在已经实现放松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基础上，尽快推出“普遍二孩”政策以扭转少子化。
（三）开源节流破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
日本抑制人口的“家族计划”政策源自对经济发展资源刚性约束的认识和假设，但是，从三次产业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波浪型推进来看，经济发展资源刚性约束无疑具有相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老路，在相关政策制定上过分强调资源约束的刚性，而应以前瞻性的举措破解土地、能源和水等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具体应当从开源即相对增加供给和节流即相对降低消费两个方面推进。
１．“总扩内优”和“创新增类”以开源。技术革命是突破资源约束的主要动力，对资源利用的技术创新是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一次产业革命扩大了煤和铁的使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增加了石油、电力和化工产品等的使用，第三次产业革命出现了核能、太阳能、风能等能源资源的大规模使用以及效率更高的电子信息化产品的广泛运用。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下，一是要寻求总量扩充和内部优化即“总扩内优”，水、能源等可以流动流通的资源实现总量扩充和内部优化相对容易，总量扩充方面，水资源可以通过水利建设、生态改善和海水淡化等加以实现，煤、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可以通过加强国内勘测开发力度或国外进口等加以实现；内部优化主要是解决区域间的资源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加以解决，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对于土地资源而言，中国的土地总量规模够大但适宜人类生产生活开发的土地资源总量不足，土地资源的总量扩充可以通过生态改良中西部土地和以市场手段租用国外土地两个渠道加以解决，内部优化主要是协调解决好城镇化和农业用地之间的矛盾，但相对水和能源资源而言总体难度较大。二是要通过创新增加可使用资源的种类，主要集中于新能源、新材料的发明和使用，如近几年新发现可开采蕴藏量丰富的页岩气资源、能替代钢材的各种新型材料、核能领域新原料的发现和使用等。
２．“产业升级”和“节能增效”以节流。现阶段，人类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的主体是以生产实体产品的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水平下，面对资源约束，实现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和节能增效既是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使然也是人类积极或被动应对的主观选择。近几年，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和“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进度仍不尽如人意，关键问题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的动力不足、阻力很大，动力不足源于技术创新不够和实际应用困难，阻力很大源于发展思维定势和既得利益牵绊，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同时理顺技术创新成果向实际生产应用的体制机制，应该在引导倡导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破除发展思维定势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协调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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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