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工业时代留给人们的两种理论武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已经锈蚀，而互联网的兼容共享、关联互动、协同普惠精神将筑造信息时代的经济理论基石。
［关键词］信息时代；经济理论；重塑
［中图分类号］Ｆ０４３；Ｆ０６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５５－０５
［作者简介］杨培芳（１９４６－ ），男，河北辛集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
社会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从蒸汽机革命到电力革命，中国曾经落后了两个技术时代，进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生产力时代，中国正以她独有的市场优势和哲学思维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工业时代留给人们的两种理论武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已经锈蚀，而互联网的兼容共享、关联互动、协同普惠精神将打造信息时代的经济理论基石。
十年前有人说过，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只是代表个别经济领域的一个特例，而传统经济才是覆盖更大、更广的经济领域。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信息经济在许多国家的占比都已经超过了工业经济。如果我们将信息经济定义为“从事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的行业与职业经济活动的总和”，那么我国信息经济总规模大约占ＧＤＰ的２５％以上，占第三产业的５０％以上。［１］
如果说物质经济的发展总会遇到天花板，那么信息生产和服务很少消耗物质资源，发展基本没有天花板。“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的传统经济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信息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２］。换句话说，信息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一定还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３０年来，我国除了ＩＴ产品和服务，其他产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了十几倍、几十倍。如果我们按照３０年不变价格重新做一张经济结构图，仅互联网信息接入服务收入（即使扣除视频游戏）的占比就会超过所有其他行业收入的总和（占ＧＤＰ的５０％）！
近年来，我国经济遇到了３０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下行压力，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引擎。发展信息经济除了促进经济规模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精细化，工业制造的服务化，城乡建设生态化，交通物流适时化，能源供应智能化，商务交易网络化，金融货币电子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见表１）
一、信息时代的经济特征
如何划分经济时代，有几种标准。可以按照生产关系来划分，也可以按照有代表性的产品阶段来划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还是按照社会生产力的阶段来划分。因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球信息化浪潮走过了以信息交流和信息内容为标志的两个重要阶段。随着移（移动互联）、云（云计算）、大（大数据）、物（物联网）和３Ｄ打印、工业４．０的出现，信息化的第三阶段扑面而来。人们将利用信息传感网络和智能系统，直接为生产与生活提供全景式的服务。人类社会进入了以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即信息时代。
信息生产力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传输、监测、协调、控制、管理）网络，以及适应各行各业生产、服务和人们生活需要的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统领现代能量、材料和机械系统，组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生产中的许多环节正在从过去的流程中分离出来，形成服务外包生产模式，使原来的生产者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或服务者。传统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劳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４］。必须强调的是，信息生产力不是某些部门或某种产品的生产能力，而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和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基础能力。
一百多年来，世界财富经历了三次重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土地转移到机器，第二次是从机器转移到房产，第三次是从房产转移到金融，未来还将从金融转移到信息。但是信息和财富的关系与土地、机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土地、机器本身就凝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离开网络关联和大众应用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信息经济有三大基本定律：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它造成了成本递减性和网络外部性，直接冲击传统经济学资源稀缺假设和收益递减经济原理。互联网具有的三种精神：开放精神（兼容、共享），平等精神（扁平、互动），互利精神（关联、普惠），正在动摇传统经济学的“人都是贪婪利己的”这一假设前提。在信息经济领域，谁要是违反这三个基本定律和三种精神，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这些不同阶段在十二个维度上的演化趋势（见表２）。
从这些维度的比较上可以看出，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传统经济主要体现为：工业产品具有独占性，生来嫌贫爱富，适合梯度发展；信息经济主要体现为网络服务具有共享性，天然普惠大众，适合均衡发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生产关系阻碍新型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的社会性与小农封闭、工业垄断思维相互矛盾。
二、信息时代传统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
传统经济理论形成于工业时代早中期，它们都是以物质产品为参照物的理论。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见物不见人，只重视物质生产不重视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甚至认为“只有工业和农业创造价值，服务业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结果我国交通拥挤、能源紧张、通信不畅，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红极一时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则主张“取消一切管制、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逻辑，结果使许多国家的铁路、电信、电力改革都走了弯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家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重建管制（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回归垄断（ｒ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ｙ）——新型管制（ｎｅ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弯路。
２０１５年２月６日，美国ＦＣＣ（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在这份方案下，ＩＳＰ（信息服务提供商）将被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企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利益。可见西方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遇到了完全市场竞争和回归行政垄断的矛盾。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完全按照英美模式改革，反而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理论指导，也遇到了信息普惠政策缺位，三网融合不给力，信息安全隐患严重、信息孤岛普遍存在和相关政策、法律、观念不适应的诸多矛盾。三网融合是２０世纪末出现的信息网络发展趋势，主要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功能急剧趋同，融合发展才更有效率。我国三网融合政策讨论了十几年，本来应该融合信息通信、网络平台和电视节目这三种优势，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但由于广播电视和信息通信行业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掣肘，多年议而不决，错过了三网融合宝贵的时间窗口。信息孤岛也是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要说各部委之间，就是各级政府内部都存在着封锁信息的壁垒。从本质上说，这正是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一种冲突。马太效应是任何复杂系统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就经济现象来说，分工带来的差别总是不平衡的，占据了有利地位的一方，可以凭借其在各种方面（财富、信息、地位等）的优势，得到更大的收益、取得更有力的地位，从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
信息生产力本来提供了消除马太效应的手段和机会，互联网的开放和普惠精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可以为广大普通群众提供创业机会和话语权，大大降低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造就了释放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巨大能量的机遇。然而，传统体制却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坚守着高门槛、集中式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方法和行业格局，许多政策只有利于强者，不利于草根和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发挥。
由于互联网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和高度关联性，对现行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电子商务税收、虚拟财产、网络代购、隐私权保护等经济现实中出现的引起社会巨大关注和影响的事件，面临着无法律规定可循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我国现有的信息法律法规散见于不同的部门法规中，各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引发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需求。
任何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从根本上说是靠人，是靠按照相应的价值观联合起来的人。这里说的观念，是全社会的人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理念和规则。这是任何社会和经济系统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这种观念应该是管理者和社会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共识，即核心价值观。农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和群族理性，以维系封建帝王的更替；工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利己主义和个人理性，必然形成资本垄断和国家垄断；信息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互利主义和公共理性，必定走向关联普惠的新型社会。公共理性的基础就是互联网的“扁平、关联、普惠”精神，这都是与传统的利他主义、利己主义经济伦理完全不相容的。
无论你赞成哪个学派的理论，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信息经济正在造成政府管控和自由市场这两种模式在更大范围内的失灵。一是信息日益透明打破了许多领域的行政垄断，但是自然垄断仍然存在，市场垄断更易形成。二是传统理论和经济规则更容易扩大数字鸿沟和城乡差别，造成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三是外部性问题凸显，包括网络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四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突破了警戒线。五是公共物品（ｇｏｏｄｓ）和公共服务快速扩张，传统理论几乎束手无策。六是信息共享与物质产品独占这两种新旧经济模式冲突，理论界对新经济模式的研究近乎空白。
三、信息时代经济理论的重塑
近４０年来，传统经济学陷入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严重对立的误区，各国持续“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只能给社会经济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危机。斯蒂格利茨说：“始自亚当·斯密，经过２００多年发展的经济学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布坎南说：“当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与公平的梦想”。
其实，亚当·斯密提倡的是道德基础上的利己，老自由主义者巴斯夏崇尚通过产权运动的公共化取向实现自愿共同体，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梦想是自由人联合体。然而由于生产力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过于理想主义，他们的后人则在动力机器生产力的驱使下，主张贪婪利己或者集中垄断，结果不是形成资本垄断就是形成权力垄断。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快速普及，人们一定会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绑架，在网络透明、并发博弈和公共理性基础上创建新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新劳动价值论，新经济结构论，新经济统计，新经济伦理，新公共平台，新货币理论，新产权理论，新规制理论八个方面。
要对２００多年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和扬弃，并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我们可以先针对三个最核心的问题：新价值理论，新经济伦理和新产权理论做一些初步剖析。
——新劳动价值论。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资本创造价值一直争论不断。后来有人修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劳动、资本和组织要素三者同时创造价值。但是资本是什么？组织要素又是什么？他们又与过去的劳动和马克思定义的高级劳动有扯不断的关系。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价值与供需关系。传统（市场）经济学三大基石之一就是假定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永远存在，从而才形成价值和价格。但是在信息经济领域，主要基础资源不再是稀有金属和电力石油，而是沙子（硅）和知识。他们都不受资源稀缺的约束。有人说知识还是稀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也是稀缺的。但是知识和注意力都是可以无限增长和分割复制，也不会有知识穷尽和注意力耗光的那一天，它与传统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新经济伦理。传统经济学另一个重要假设前提就是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贪婪利己的，然而每个人的利己行为，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尽管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悖论进行多次诠释和修订，包括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但还是被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批评为：这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效市场的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旦我们不考虑这些条件，那么这座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大厦就将倾覆”［５］。实际上近３０年来，各国在贪婪利己的经济伦理深层影响之下，沿着传统工业规则造成了环境污染、诚信缺失、贫富分化、金融危机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伦理将是互利主义和公共理性。它并不是源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使然。诺奖大师约翰·纳什证明，如果“人类被假定为只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的本能来引导，并且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６］另一位美国学者埃克斯罗德用计算机模拟多人重复博弈过程，最后发现每次博弈总是持无私合作态度者首先被淘汰出局；每次博弈都持自私不合作态度者很快也被淘汰；博弈进行几百遍以后，每次总是持欺骗态度者获得最多繁衍机会；但是重复博弈上千遍之后，只剩下每次博弈都持一还一报、平等合作态度的一类物种。但是这个模型大概只在熟人社会有效，在开放的市场交易环境中不可能出现上千次重复博弈的情况，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劣币驱除良币，进入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陷阱。如果我们将这个博弈模型放到淘宝网上运行，每个人的交易行为记录都豁然透明，人们很快就会走出纳什均衡陷阱，实现一还一报的平等交易。这就是许多互联网企业家首先悟出的深刻道理：“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它称之为相关理性或者公共理性。
——新产权理论。现代股份制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股权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阶段，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第三阶段，社会监督者（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随着持股者日益分散，企业所有权正在被淡化，使用权正在被强化。尤其是正在向各类传统领域扩张的互联网服务业，产权越来越模糊。个人所有的服务器、中央机、手机或者终端设备，离开网络关联就一钱不值！只有将产权去资本化，将所有权社会化，使用权个人化才符合信息时代的产权运动规律。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７］。现在看来，这种必须由社会直接管理的生产力不是耕牛镰刀，也不是动力机器，而是社会化的信息网络。这个庞大的网络既不适合国家占有，更不适合资本占有，而是必须“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８］。
里夫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一书中提出，以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它揭开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面纱。说明以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为物质基础而形成的人的解放和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社会共同体正在向我们招手。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决定的，是不以个人意志和行政强权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１］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１４）［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ｍａｒｔｑｉａｎ．ｃｏｍ／ｋｕａｉｘｕ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ｓ／
ｄａｉｌｙ／４０５０９．ｈｔｍｌ．
［２］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０６／
０３／ｃ＿１１１０９６６９４８．ｈｔｍ．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Ｐ２０４．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４６）（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２１８．
［５］斯蒂格利茨．美国错在迷信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８日．
［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３）（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３８．
［８］马克思．资本论（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３２．
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