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悦
一次神秘的会诊
1974年，当人们习惯于在新闻纪录电影里看到毛泽东那熟悉的面孔时，并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因为患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从多方面为毛泽东寻找解决眼疾的办法，如寻找合适的眼科专家会诊，制定稳妥有效的治疗方案，选定主治医生等等。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筛选，为毛泽东治疗眼疾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北京的一位中医眼科大夫身上。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48岁的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被通知秘密前往北京解放军305医院进行会诊。唐由之早就知道：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当时是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院，这次会诊的病人一定是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来到会诊现场，唐由之才发现：来会诊的各科医生不少，光眼科大夫就来了七、八位，但大多数是西医的眼科大夫，他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医大夫。如此规模的会诊，唐由之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预感到病人的身份一定非同一般。
唐由之：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重要的人物。
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的医生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些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最后都报了上去。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是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经很困难了。
在那次神秘会诊后的一个月内，唐由之又接连参加了两三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会诊的专家一致认为患者白内障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手术。这时，主持会诊的一位领导同志问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于是他提出由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来当助手。
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唐由之的家门。
唐由之：进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后，他便说，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来的人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一些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然后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跟他走了。
我跟着他直奔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比我先到的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不知道。但此时我已经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来到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同志，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
飞机起飞后，我从阳光的方向辨别出飞机是在朝南飞，大约一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一行共5个人，知道要见毛主席，既高兴又紧张。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来到杭州后，唐由之又被领去做了一次会诊。这次会诊比之前的那次更为神秘，参与的医生少了许多，碰面后，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严肃不语，似乎是面临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般。在这样的氛围中，唐由之知道此番的会诊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会诊的第二天，唐由之等人呓过早饭后，便被一辆红旗牌轿车接走，一路疾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车要开去哪里。
车子终于来到了一处地方，他们下了’车。医疗组的5位医生按照年龄的顺序，排队走进了一间休息室。唐由之排在第4位。
40年后，唐由之仍然无法忘记1974年冬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第一眼看到主席，和想象中的反差太大了，憔悴，头发蓬乱。”
唐由之：当我们进去后，看到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穿着）一双施鞋，头发很乱，身子靠在沙发上。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叫张玉凤。
张玉凤说：“主席，医生们来看你了。”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同仁医院眼科专家）。毛主席很幽默，一昕他叫“张晓楼”，便说：“那你住的房了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了许多，可此时我的心情却有些难受。因为报纸上描写的主席总是红光满面、嗓音洪亮、神采奕奕的。所以（今天）一看到他那灰白而蓬乱的头发，觉得反差太大。我更没有想到主席这么朴素，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拖鞋也是旧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这里关键是用西医的方法，还是用中医的方法，或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手术。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席咳嗽得很厉害，同时吞咽部位也没有感觉。他咳嗽时痰很多，自己也吐不出来。主席身边有个痰盂，他经常要趴下身子，靠地心的引力让痰出来。对此张玉凤倒有一个技术，她人很瘦小，手指很长，她用毛巾裹住手，伸进主席口腔，从嗓子眼里把痰抠出来。当时我们考虑，这个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得厉害，缝合处就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它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到挤压往外跑，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确定手术人选
当初，唐由之的家人看到他几次被轿车秘密地接走，知道可能又有重要的医疗任务需要他来做，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其实，包括唐由之自己起初也没有想到，这次的治疗对象居然是毛泽东主席。而且这次他参加的会议也不是普通的会诊会议，而是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确定到底是采取哪种手术方法治疗为毛泽东主席治疗眼疾。唐由之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被允许参加了级别如此高的政治会议，让他感到十分意外。而当唐由之被选人医疗小组后，他发现这次不同寻常的医疗任务很可能落到自己的身上，因为医疗组里，他是唯一的一位中西医结合专家，而且他最擅长的是中医的金针拨障术（即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不足2毫米的切口并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很可能运用这种中医传统的手术方法来治疗。想到这些，唐由之内心愈发紧张。
细心的周恩来总理发现了唐由之情绪的变化，为了舒缓他的紧张心理，周恩来特意委派唐由之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包括轮椅、担架等必须用到的设备等等。因为之前毛泽东有特意的交代：绝不要进口的手术设备，全部要国产的。
在一次讨论毛泽东病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唐由之见到了江青。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询问医疗组的张晓楼医生（西医）到底有多大把握？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总理又问唐由之有多大把握？唐由之回答说，我们也有85%的把握。其实两位医生的回答都是保守估计，实际上的成功率不止85%这么多，都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会上，只有她一个人在吃东西。唐由之觉得她的态度很不严肃。在医生们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时，江青边哼边冷笑地说：“你们也要85%?”这种不屑的质疑让在座的专家、医生们都感到很不舒服。唐由之坐不下去了，他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见此隋景立刻解围地对唐由之说：“我知道你在福建、广西做过不少这种手术，反映还是不错的。”听到总理这样说，唐由之坐了下来。
唐由之：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等问题。
我当时感觉到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别人也告诉我，主席对医生的话是10句只相信3句。而且主席这个人很健忘，也很自强。就是他感冒发烧了，也常常去锻炼，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他主张要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主席也知道，医生对他肯定会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该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他不想因为治病而影响工作。
主席眼睛虽看不见，但他可以照常工作。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手表，是最老式的，好像是上海表。他说：“我不用手表，我也用不着，我要知道时间就问你们，你们会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天天去看他，给他讲解病情，他不但不拒绝，总是耐心地去听。
在此之后，唐由之用了10个月时间，为毛泽东的左眼施行了白内障手术。在那段时间里，为了最完善地保证术后恢复的最理想效果，唐由之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24小时照顾毛泽东饮食起居的贴身保健医。正是在这种密切的接触中，唐由之看到了毛泽东在辞世前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
手术获得了成功
在唐由之行医的生涯中，毛泽东是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
普通的病人在手术前总是追着问医生效果如何？有无并发症等问题。而毛泽东却从来不问。有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唐由之蹲在他的旁边，拿他的手来比划一个眼球，圆圆的，来讲解眼球构造以及白内障的病因和中医治疗的方法等医疗知识。他总是很认真地听唐由之的讲解。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劝说毛泽东接受手术治疗却并不容易。
经过唐由之再三的解释和劝说，毛泽东初步同意了手术治疗。唐由之知道毛泽东喜欢古诗词，就用两句与中医有关的唐诗跟毛泽东解释说，“盒中空燃决明丸”就是有了病吃中医的药丸；“金针一拨日大空”就是用针把白内障一拨，当然就豁然开朗了。唐诗里早就有这种治疗方法了，经过千年的验证，是可以治愈的。毛泽东最终同意了手术治疗的方案。
考虑到毛泽东看不见东西，行动不便，唐由之便把手术室设在了他的书房中。手术前，毛泽东再次强调：手术用的全部器械都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于是，唐由之将之前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订制的手术器械从苏州和上海运到了手术室。从第一次给毛主席会诊到开始手术，他已经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唐由之还需要用10天的时间作药物过敏试验。1975年8月23日是药物过敏试验结束后的第10天，本可以开始手术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发话，所以医疗组的医生们焦急地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
唐由之：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我们大家都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最多，比较熟悉，便说道，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主席的生活不分昼夜：醒了就工作，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于是我对他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问：“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像“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的动作一样，手一挥便说道：“做！”
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紧张起来。记得当时有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直发抖。（只听）“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有一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
我内心尽管紧张，但表面上还是比较沉着的。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紧张，我一紧张大家就更紧张了。各就各位之后，张玉凤和我把主席搀了出来。这时候，我看到周总理、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要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又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当时就笑笑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张玉凤立即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乐曲《满江红》。1975年7月23日晚上11点30分左右，毛泽东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让唐由之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唐由之：球后麻醉做好了，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完，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他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词都没有听见。
手术完毕，心脏病专家过来跟我说：“祝贺你手术成功，没想到主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我当时就想，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在大江、大海、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胜似闲庭信步”，根本无所谓，所以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毛泽东与主治医生起了“冲突”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主席进卧室休息去了，唐由之一直守在卧室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主席突然醒了，并为唐由之写下了一首诗。
唐由之：看见主席醒了，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我听不懂就问他：“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主席说：“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
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他提笔写的却是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首诗里边有“由之”，所以他念了这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真了不起。
看来是一切顺利的手术，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术后毛泽东也没有特别不好的感觉，这让医疗组的医生们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令唐由之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考验恰恰发生在术后的恢复中。
手术后的第三天，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段时间对他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猜想到，主席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楚东西了，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主席拿镜子。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主席和他之间发生了冲突，毛主席还大发雷霆地把所有的大夫都赶了出去。
唐由之：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这时，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他不同意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意思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
这么一来，别人都走掉了，我还站在他面前不走。主席睁开眼问道：“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你得听我的。”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大家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别人用塑料做的一个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11度的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
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10个月里，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24小时的饮食起居。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无比真切。他发现毛泽东的饮食十分简单，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都吃红烧肉。除了息有白内障外，毛泽东的腿也有问题，站不起来，更不能走路。1973年，党的十大闭幕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毛主席离开会场。但是由于站不起来，无法行走，毛泽东迟迟坐着没有动。这时，周恩来随机应变地说，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这才缓解了当时的尴尬场面。唐由之在进到中南海后，发现毛泽东的腿有病，走路的方式也非常特别。
唐由之：主席睡的是一张木板双人床。床头底下垫着木头，床头高、床脚低，硬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肺有问题，稍微倾斜，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咙。床单都是补过的，双人床上一半是搁书的，那个书搁得这么高，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床角的右边还摆放着一台电视机，是唯一进口的电器。但是他那时已经看不到了。
主席吃饭时我去过三、四次，那时候他已不吃红烧肉了，他爱吃清蒸武昌鱼的尾巴，外加一小碗青菜和白切肉，每顿只吃三、四片，再弄一碗酱油，搁一点香油，还有一点辣椒酱，蘸一蘸就这么吃了，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是张玉凤喂他吃，武昌鱼尾巴的刺多，但张玉凤的眼睛特别好，她看得很仔细，把刺拿掉，然后用勺把鱼肉同鱼汤、米饭一并搁到主席嘴里。
主席吃饭有时咳嗽得很厉害，张玉凤便用毛巾裹着手把食物抠出来。有一次我去看他，主席耳朵很灵，随口问道谁又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来了。主席有趣地问，又来看我吃饭了。我说，是，我来看您吃饭。他问我爱吃辣椒吗？我说不太爱吃。他说：“不吃辣椒不革命，张玉风给他吃一块辣椒。”这时，张玉凤便把主席的筷子拿过来，夹了一筷子辣椒酱说，主席请你吃你就得吃。说着，便给我放到了嘴里。这一口辣椒真厉害，我一直记忆犹新。
毛主席读宋词时失声痛哭
在照顾毛泽东生活的这段时间，唐由之看到过一次主席激烈的情绪大爆发。那时白内障术后不久，很快，毛泽东就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
唐由之：在我陪伴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那一次）可把我吓坏了。他老人家哭得老泪纵横，非常凄凉。我在一旁手足无措，急得自己也想哭。我知道，因为他刚动完手术，眼睛不能哭，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他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第二天，毛主席便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我。我对主席说，要保存起来做纪念，毛主席答应了，并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后，唐由之在毛泽东身边照顾了三个月。在离开中南海时，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求要跟主席合个影。那天，毛泽东被请到了中间，他笑着说自己这下子成了“老太爷”，并说，请唐由之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
为毛泽东手术后不久，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治疗眼睛。在朝鲜期间，唐由之曾回国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进行术后复查，这次复查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二年，唐由之还没来得及给毛泽东的另一只眼睛做手术，他就去世了。
为毛泽东做摘除白内障手术一事，唐由之始终没有对外人提起过，包括家人。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泽东送给唐由之诗词的原稿后，当年手术一事才被外界知晓，人们也从此知道了“唐由之”这个名字，一位为毛泽东做手术的著名中西医眼科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