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重反动腐朽势力压迫下，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和灵活的方式方法来指导革命战争。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准确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中国革命战争提供科学指导，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卓越贡献。
一、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明确战略指导方向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革命战争实践表明，中国革命既要借鉴历史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开辟自己的新路。兵法云：“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可见，宝贵的历史经验虽然具有借鉴意义，但不能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需要领导者在作出战略指导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情变化，因地制宜，因机施策，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前仆后继，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更没有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外因上讲，国内外反动势力强大，相互勾结，不遗余力消灭革命力量；从内因上讲，幼年的共产党在革命理论与实践上经验不足，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犯有或“左”或右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革命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彻底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与前进方向，提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战争形势风云变幻，战局变化多端，但有其内在规律可循。因此，对战争的研究重点就要放在探寻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上，而不能盲目照搬个别案例或兵法常规。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在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重要战略指导方针。
比如，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我们党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为中国革命作出正确的战略指导。他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总结革命经验，在八七会议上向全党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八七会议作出了进行武装革命斗争的新方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抓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对扭转危局，开创中国革命战争新局面有重要意义。
再如，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周易》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毛泽东深得“变”的哲理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道路。而当时党的领导人错误估计革命形势，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动了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结果遭到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镇压，损失严重。毛泽东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总结井冈山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经验基础上，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进一步阐释。这条道路跳出了照抄照搬俄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藩篱，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具有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
再比如，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使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总能高瞻远瞩，为革命拨正航向。比如，在长征开始不久的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在湘西预设重兵严阵以待，中央红军已失去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良机。下一步的行军方向事关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基于红军原定意图已暴露、国民党湘军之强而黔军之弱等诸多考虑，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决定，提出放弃原定计划，将部队转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战略性建议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多数人赞成，使红军避免落入重围的危险。再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至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应该向何处进军？毛泽东认为，应该北上，这样做一举多得，一方面可以避开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堵，另一方面又可到北方组织抗日，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事实证明北上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征程上，每当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为全党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广泛汇聚革命力量
明确了革命道路和战略方向，还要有强大的革命队伍作为力量支持。然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革命战争，仅靠军队本身是远不能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的，这就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发动革命力量。民心所向，是为天下大势。中国共产党坚持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把人民组织起来，广泛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导向，依靠人民。毛泽东深深懂得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早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强调：“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更加旗帜鲜明地在战争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形象地把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比喻为“真正的铜墙铁壁”，依靠这一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战争离开人民群众将寸步难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使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因此战争也必须依靠人民，而且人民群众也是值得信赖的。毛泽东强调，兵民乃胜利之本，在革命战争中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充分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战争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明确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通过对旧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充分分析后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觉悟高，接受新生事物快。因其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组织性与大公无私、英勇无畏等特点，“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正是明确把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革命，必须团结和发动广大农民。在凝聚革命力量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更加注重团结广大农民的力量，将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果中国共产党）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动员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一致抗日，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党在各个时期都有统一战线，而其组成及形式有所不同：大革命时期是由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由工农、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组成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由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加强领导等工作。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但把广大劳动人民动员起来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还争取了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把全国能够团结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战争，使革命队伍日益壮大，汇聚成了强大革命力量的洪流。
三、因形因势用兵，大胆突破常规常法之囿，灵活创造和运用战略战术打有把握之仗
在明确了战略指导方向、解决了凝聚革命力量问题后，如何灵活用兵作战改变敌我态势更为重要。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法最可贵之妙谛就在于富于变化的灵活性。毛泽东认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在指导战争中，灵活地使用兵力，使战法不断创新，“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缺乏主动性，思想保守，墨守思维定势，就难以创新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就需要打破常规，因敌变化，酌情决策。毛泽东深得用兵灵活性之要旨，创新战略，巧用战术，带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转变形势，争取主动。
善于转化力量对比，转劣为优、以弱胜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下展开的，怎样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被动态势，使局势向着对我有利的方向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战争全局，准确把握战争中矛盾的转化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关键环节，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灵活的作战手段，不失时机歼灭敌人，扭转战局。如全面抗战爆发时，毛泽东就对中日两国国情与世界局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日本虽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但却人力物力不足、资源匮乏，更主要的是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的、非正义的，失道寡助，国际形势处于不利境地，因而其强势和优势仅是相对的。而从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看，虽然中国比较弱，但是人力、资源充足，正处于进步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得道多助，有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因而弱势和劣势也是相对的。通过客观分析，毛泽东指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验证了这一判断。
打破常规，创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毛泽东善于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并能灵活运用战略战法。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正确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打破常规，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形势，将速决战与持久战灵活结合运用，有时持久，有时速决，有时持久中有速决，具体视情而定。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几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就把战略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外线速决战穿插运用。他还善于根据形势集中兵力作战，认为“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用以改变进退、攻守和内外线的形势，“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对于游击战术，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善于开展游击战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工具。
抓住战机，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秉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在千头万绪的复杂斗争环境中抓住主要矛盾，从容应对，以积极的思维、不懈的探索，不断改变敌我态势，争取主动。而在每个转折点上，毛泽东都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抓住战机，不失时机地迅速转入下一步行动。比如，解放战争前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防御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形势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局渐趋对我有利。战略进攻时机已成熟，毛泽东不失战机，于1947年6月果断决定以刘伯承和邓小平、陈赓和谢富治、陈毅和粟裕三路大军向南渡过黄河，进攻中原，挺进大别山，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钳制国民党主力军，形成了周密的战略进攻布局。这就从战略全局上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阵脚，使其被迫转为全面防御，并为解放军转入全面战略进攻揭开序幕，为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
准确预测，坚持打有把握之仗。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总是目光敏锐，洞察判断战争发展情况，稳妥地打好每一仗。这就要求事先进行周密筹划，充分准备，精心布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对形势进行辩证分析，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要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他还断言，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个准确的预测不仅使中国人民对坚持抗战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还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斗志。
总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洞察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一系列战略指导方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王硕民，安徽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阚乃虎，安徽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