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诞辰134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率先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他在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的理论与系统”的同时，强调“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运用，为中国革命者在厘清谬误中认识真理、在理性思辨中追求真理、在广阔实践中发展真理作出重要贡献。回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起点，溯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源头，对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迎受“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因为器物不如人，所以有“师夷长技”，有“中体西用”，然而老酒装新瓶，器物层面的改革未能阻止清王朝的式微，在旧有体制下的修补，也并未能达成求强和求富的本来意图。甲午一役的失败，将清王朝的满目疮痍赤裸地暴露于国人视野，“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在广求智识于寰宇中，无论是倾向于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支持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他们纷纷指向了“制度”，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现实走到理想的反面，历史又面临新的选择。
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就当时而言，囿于俄国局势动荡不宁，加之信息不通畅等因素，与“同声欢祝”的二月革命不同，初时中国知识界对十月革命多抱持或观望或怀疑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方向、文明的形态出发，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坚定地认为二十世纪后的文明必“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
从1918年7月开始，到1919年1月，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多篇文章，初步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指出，革命的目的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强调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限如能打破，“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兼具社会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双重属性。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书写，对身处百政俱废、生机断绝、内外交困之中的人们，无疑是有力的触动。十月革命是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推动人们去思考：何为“马克思主义”。
思辨“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开山之作中，李大钊虽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分为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三个部分，但具体到谋篇布局上，则按其理解重点介绍了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辨析了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际的两对关系，而这恰恰体现出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本质的内容。
李大钊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其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而马克思因其“独特的唯物史观”，使其学说成为“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依据他的唯物史观，可“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并可“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而后据此预见则可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同时，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并不是机械的，不能以其“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就等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李大钊称此为“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李大钊指出，“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必须要研究如何把主义“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此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倘若我们能够循着此“途辙”，“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马克思主义内含“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理论趣旨，除李大钊外，李汉俊、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理性思辨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是不一样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
结合“环绕着他的实境”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如何应用于中国的“实境”，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就当时而言，在实践中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主要问题：建立什么样的党，如何建立、发展党的组织？“一国之政治良否，自赖夫政党。”民国初年，政党林立，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人的政党就有300多个。但既有的政党大多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之流，“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难以成为中国改革的依托，也难以指望其为人民谋福利，所以李大钊指出，建立一个“强固精密”的“平民劳动家的政党”以谋求革新的事业是大为必要且迫切的。但是从马克思列宁的建党学说来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而近代中国产业不发达、工人数量不足，且“没有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如何发展组织并进行组织的训练、夯实组织的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之一。诚然如创办工人报刊、补习学校、建立工会等是有效的发展方式，但最为根本的是需要明确彼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否则难以回答我们革命的对象是谁，能够依靠的是谁，前途在哪里，这也就导向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主要问题：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党的一大制定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殊性的深刻认识，纲领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党的二大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与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对革命的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革命前途都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与一大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相比，这无疑是重要的转向。但遗憾的是，《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的国共两党处于一种平行关系的主张并没有被孙中山所接受，“如何联合”又成为新的课题。解决这一问题是极为艰难的，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力地化解了分歧，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将国民革命确定为党的中心工作，实现了党的中心任务的第一次战略转变。
从理论逻辑而言，李大钊强调“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同时李大钊遵循实践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建构其政党理论，根据形势的变化、斗争的需要，适时调整战略策略，实现了第一次党的中心任务的战略转变，壮大了党的组织基础和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