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华
张适，曾用名“张来顺”、“张有才”，1904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圈子庄一个中农家庭。幼时，他勤奋好学，能文善写。虽然家中生活不富裕，但父母仍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因为在外求学的缘故，张适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思想，经常参与各种活动。家人担心他出事，于是在1919年逼迫年仅14岁的张适与大他4岁的昌乐县东云町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女子赵明霞成亲。想通过这种方式留住他。
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张适从昌乐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进入山东济南育英学校（寄宿式学校，也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过激党”（即共产党），反动派还曾去学校抓捕他。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张适几次躲过了抓捕。1926年，张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22岁的张适从育英学校毕业，不顾祖父母和父母的反对，舍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女来到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6年10月，张适被党组织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1927年12月，张适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任工农革命军营党代表。他是与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齐名的“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负伤并与党失去联系。张适从广东一路乞讨，终于回到山东家中，这才捡回一条命。家人看到他时，几乎认不出是谁。当时，山东地区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家人怕他再次被抓，于是决定送他离开山东到黑龙江去躲避。
1932年5月，张适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到吉林指导组建吉林市委。在此期间，他曾躲过一次追捕。脱险后，他来到哈尔滨，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道外区区委书记等职。1933年6月，受满洲省委的委派，张适离开哈尔滨，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同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奉天日本宪兵队，后以“国事犯”罪名被判处12年徒刑。这年张适的父亲、祖母相继去世。
1942年，因友人活动，又适逢伪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发布特赦令，张适被减刑出狱，他拖着倍受摧残的身体辗转回到了绥化。第二年，张适收到因病保释返回山东的同乡、同学、狱友——前满洲省委秘书长、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的来信，建议他去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张适回到久违13年的家乡，将13岁的张同嘉带到绥化的老朋友姜鹏博家中。据张同嘉回忆，父亲带他从朱留店火车站坐火车到了济南的“悦来客栈”，把他安排在屋里就出去了，他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天渐渐暗下来，他肚子空空的，想回家又没有钱，吓得哭起来，特别后悔出来。很晚时候，父亲才回来，也没有说去哪了。来到绥化的张同嘉只和父亲在一起半个月，父亲也没和他多说话，此后再没有见到过父亲。
就在李兆麟将军1946年3月9日遇害的当晚，被李兆麟任命为中苏友协秘书长的张适在哈尔滨道外景阳街天泰栈也遭到特务枪杀。半年后，党组织找到张同嘉，他才知道父亲是地下党。同年9月，在冯仲云的安排下，张同嘉被时任中共绥化中心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雷接到望奎参了军。
烈士和家人的选择
1929年底，张适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家乡，祖父母、父母、叔父婶母以及妻儿看到他的归来惊喜异常。张适的儿子已经10岁，5岁的女儿早不记得这个父亲了，短暂的团聚之后就是更久的分离，面对他的离开，家人也由无奈变为无尽的牵挂。同年，张适的次子张同嘉出生。张适的妻子忍受着与丈夫长久分离的痛苦，为公婆尽着孝道，同时还要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她知道这是丈夫的愿望，也是他们的约定。
虽然张适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他时刻挂在心上。尤其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更让他煎熬。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学习的机会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无力改善家中的窘境，给孩子创造一个能够读得起书的家境。于是他恳请亲人帮助自己尽父亲的责任。
1937年5月24日，张适在奉天（沈阳）市第二监狱服刑时给山东家乡的连襟刘树栋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身体强壮，精神也好，衣食各方面皆不成问题……当我未被羁押时，家中之事我概不顾，现在想对家庭负责又…了。望你时常用开心话安慰我的老人，并看顾我的犬子使他们好好做人。”
1938年8月17日在给其连襟的家书中写到：“我的神经过敏，对家事老是胡思乱想，老亲的慈颜、儿女的默影时常隐现于梦寐之中。数年长离的时期中我想家园情况，定然今昔不同，但只要祖父等健在，便可慰我千里的……老亲勿用挂念，回家之期，也不久即到，那时再在堂前尽孝，犬子仍望亲朋照看”。
在奉天第二监狱服刑期间，张适还给祖父母写了一封家书，抒发了对老人的思念之情和不能尽孝的遗憾。他是这么写的：“祖父母亲：自违尊颜，不觉数年，悬念志情，难以言喻。孙寄身北地，依人篱下，行动受限，不能即刻回家承欢于膝下，实为恨事。只好在此虔心诵佛，上天见佑，保二老玉体康健，合家平安，则为幸事。孙在奉身体无恙，生活如常，请勿悬念。惟累次来信，未见回音，对于家中根底，不得而知，甚为苦闷。请将家中近况写明示知，借解狐疑。家中可安心过日，莫将我事置心。”从信的内容看，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和妻子都已过世。
1936年张适被转到新京市（长春）长通路清真寺街三十号的新京监狱服刑。1939年11月21日，他托孩子的姨夫刘树栋转了一封写给内兄赵显荣的信。信中说：“今有一事拜托吾兄，即次子读书问题，谚云：‘要好子孙必读书’。同喜未得多念几年，已成错误，若广生（指张同嘉）子幼不求学，便是一误再误，恐将来也无出息。本村学校若设备不好，可到街上入学。朱留店之学校可为一区之唯一学校，可使其与树栋姨夫同居一起，以便求学。同时栋弟更负监督之责。在街念一年等我回家再作道理。”1940年3月20日，他在新京监狱给孩子的舅舅写信时，再次提起孩子上学的事情，他说：“我潦倒半生，百事无成，前途暗淡，无什曙光，只得将己希望移于子辈。而且弟近来舔犊心切，子女生活时为挂心。次子先天衰弱，恐非长寿，倘仍存也，正届小学时代，千万使其就学。吾意使其幼读几年，有了基本知识，再为择业，将来庶可作一自食其力独立谋生之国民。关其求学问题，可与其家叔及婶母商磋。”
为了不使家庭因他而受到牵连和影响，参加革命后，张适每次回家都选择了不易被人发觉的时间，即使回家养伤也不敢多住。1943年他回到家乡，到了家门口都不能进去，只在同学家的村子里住了两夜。从事革命工作后，张适和家人没有照过一张相片，甚至儿子被带出来后也没有合过影。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害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1953年，长大成人的张同嘉第一次回乡探亲，家里人才知道张适已经牺牲了。当地的政府部门也不知道张适牺牲的消息。1957年，张同嘉给中共昌乐县委去函，介绍父亲的情况，并提供父亲战友冯仲云（原松江省主席，建国后任水电部副部长）、杨一辰（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商业部部长）等同志的证明材料，请县委调查。昌乐县委查证后，追认张适为革命烈士，发放了烈士证明和650元抚恤金。昌乐县也在烈士家乡圈子村树立了一块高2.6米、宽0.6米的青石纪念碑。墓碑上书写：“烈士张适同志纪念碑”，后文：“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尤生！”墓碑的背面记载了烈士的生平事迹。
张适牺牲了，但他的事迹还不为人所知。在此后的50多年里，他的后人不遗余力地寻找父亲的战友和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把发现的新资料送给相关部门供研究用。据张同嘉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适生活过的圈子庄张家老宅已经不复存在，但老院子还在，院子里的一棵约有五百年历史的老槐树还活着，张家磨面粉的石磨还没有搬走。
笔者曾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英魂展”。在展厅的正中，用悬挂着铜板做成的9幅肖像，其中一张就是张适。他与马俊、陈为人、任国桢、张浩、吴丽石、陈潭秋等人齐名，都曾是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