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权 谢红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化建党与执政党形象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3CDJ017）和西南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JBK14040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国家形象塑造包括形象客体的“自塑”与形象主体的“他塑”过程。目前学界对形象“他塑”的忽视，使得国家形象的理论构建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形象“他塑”必然要追溯到形象的主体性生成问题。从形象生成的本源意义上讲，“国家形象—可以化约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命题，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范式使得简约化的“国家形象”研究成为可能，它可以为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在理论构建过程中需要一种自觉的“范式”意识，如此方能使得国家形象研究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通过理论硬核构建及范例应用等而确立社会认同视角的国家形象研究范式是可期的，未来研究的纲领可以围绕“范式”的确立来设计。
关键词：国家形象 社会认同论 国家形象研究范式 国家形象研究纲领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3-0095. 108
作为国家软实力研究中的主要范畴之一，“国家形象”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谱系中早已不是新鲜词汇。对国家形象的学理探讨，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学领域逐渐扩展到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领域；学者对国家形象研究的视阈有了层次性拓展，新学科、新理论、新视角的介人为国家形象研究注入勃勃生机，并推动现实层面的国家形象塑造。但目前，国家形象研究的“重果轻因”现象仍较突出，学者们普遍重策略、轻机制，对国家形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道路和策略的研究占21%左右，对国家形象生成机制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仅占1%左右。由于缺乏生成机制的学理支撑，策略层面的国家形象研究则多是臆想式的“自塑”论述，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判断。本文属于“研究的研究”，意图论证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研究的可能性，并提出一个简约化的研究纲领及可期的研究范式，供学界参考。
一、从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说起
“形象”必定包含三个要素：形象源像、形象认知主体及信息媒介。形象源像是形象的客体，一切物质及精神的存在都可以成为源像；源像之“存在”呈现出来时，必须进入人的意识、成为人的认知之后，才能成为一种“意象”，意象即是形象；无论是物质的实体存在还是精神的虚体存在，都必须借助于一定信息传播媒介才能为人的意识所感知，才能确认我们称之为“形象”的存在。据此，“国家形象”就是人们通过不同信息媒介对“国家”这个源像所产生的种种感知、认知、印象或评价等。从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看，我们可以区别出“自塑”与“他塑”。“自塑”基于的角度是形象源像及信息媒介，而“他塑”则是基于形象认知主体角度而进行的形象塑造过程。国内学者多关注“自塑”而忽视“他塑”，其表现是：认为国家本身的客观情势及行为是塑造本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政府、国民等方面提出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及塑造、改善国家形象的对策；或者认为形象塑造就是信息传播与信息塑造的过程，所以从信息传播角度阐述改善国家形象的举措。
从“形象”生成本源的意义上讲，正是公众对形象客体的主体性认知才形成并决定了国家形象的状况，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主观性认知，属于人的意识范畴。所以，国家形象塑造在本质上是主体性意识属性的“他塑”过程。但从“自我”的国家出发，由于无法决定公众（尤其是国外公众）对本国形象的认知，故形象塑造最终还得从“自塑”开始，以“自塑”为依托并落实于“自塑”的过程。正因为如此，部分学者并非不重视形象“他塑”，而是认为“他塑”过程不可能实现，所以有意忽略“他塑”过程的论证而着重于“自塑”过程的描述。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尝试对“他塑”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应该承认，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为国家形象塑造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思维启发和学理支撑，但这些理论的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理论本身的“不完善性”。目前国家形象研究的立体化、多层次理论探究拓展了国家形象的研究视阈，为国家形象议题的“学术在场”提供了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从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就显得较为纤弱，这不仅是因为“国家形象”研究尚不具备成为理论体系或范式的一些必要元素，而且连理论所必需的“硬核”也尚未成型。英籍匈牙利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理论应包括由不变的、专门的知识组成的“硬核”以及由辅助性假设构成的、目的在于保护硬核的保护带。硬核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的身份，理论的硬核使得一种理论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国家形象研究没有自身的“元理论”及研究范式，缺乏安身立命的理论场及特有的理论属性。
二是指导实践的“不确定性”。国家形象研究有着显而易见的实践导向，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政治系统中的实际需要，才催生出国家形象研究的繁荣景象”。但过多的形象“自塑”研究和“选择性地”忽略形象认知主体层面的“他塑”过程，导致政治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并不如意，让“理论改造世界”的效果打了折扣。国家形象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性的认知或意象，如果不深入探究这些主观认知或意象形成的规律的话，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就是不完全的，其对实践的指导就很难做到有的放矢，因为形象“他塑”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过程。因此需要回到国家形象的原点，从主观性认知角度研究形象的生成机制和规律，并结合形象源像（国家）及信息传播方式，探讨形象“自塑”与“他塑”如何通过信息传播进行互动，从而全面、科学地提出改善中国形象的对策与建议。这是目前学界亟待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作为“群体意象”的国家形象
从形象生成的本源来看，国家形象首先是一种个体的心理或主观意象，但鉴于“国家形象”主体和客体的复杂性，须对其进行简约化处理，方能使研究成为可能。有学者曾对国家领导人的“国家意象”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无法满足国家形象生成理论的要求。我们需要将“国家形象”化约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意象”，以此为基点探讨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的可能。
（一）关于个体心理层次“国家意象”的研究
既然形象“他塑”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层次的主观认知，就有必要将其纳入心理学范畴。较早提出“国家形象”( national image)的学者肯尼斯·博尔丁( Kenneth E．Boulding)曾经悲观地认为：“国家形象基本上是一个谎言，或者至少是从某一个角度对事实的歪曲”。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认为形象是“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致现实难同其形象相符”。“形象”之所以被理解为“谎言”或人工制品，主要原因在于其生成完全是主观的心理过程。从本源性上讲，“形象”是一种人的心理过程，它包含人的知觉、评价和情感等要素，其复杂性超乎常人的想象。简言之，“形象”及其生成始终是追摸不透的。心理学已经对“形象”（或日“意象”）的生成有着细致人微的描述，实验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试图将意象生成过程“科学化”。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意象生成的研究与运用并不是很多。国外有学者在此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奥利·霍尔斯蒂( Ole R．Holsti)以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为例研究了个人信仰体系所决定的国家形象（对苏联的形象认知）及其对国家决策的影响。霍尔斯蒂和詹姆斯·罗斯诺（James N．Rosenau）后来又详细研究了国家领导人信仰体系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联。还有学者运用“镜像”理论解释美苏之间存在的“内在邪恶的信念”即相互间“邪恶敌人”的意象。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较为“纯正”的心理学话语如“操作码”( operational code)和“认知图式”(cognitive maps)等引入到国家意象及外交决策领域的研究，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George）通过对操作码的五个“哲学信念”和五个“工具信念”的描述，确认了个体信念（政治知觉）形成的过程及其对决策的影响，斯蒂芬·沃克( Stephen GWalker)、格里高利·马尔弗利特(B．Gregory Marfleet)、侯服五（Franklin W. Houn）等人运用操作码概念分析了领导人（如亨利·基辛格、吉米·卡特、约翰·肯尼迪、毛泽东等）对他国的意象、信念及其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 Axelrod)探讨了认知图式的基本理论、建构方法与步骤及其对领导人信念形成的机制、影响等。
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将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学联结起来，同时也为国家形象学开创了主体认知层面的论述视角。但由于他们的关注点是领导人国家意象对国家决策及政治行为的影响，他们忽略了“形象生成”这个命题，所以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象研究；他们研究的基点是个体（国家领导人）心理层次，但作为个体的领导人的认知（信念、意象）远远不足以全面反映出“国家形象”本身所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这不仅因为“国家”是个非常宏大而又复杂的意象投射和反应对象，而且因为“国家形象”的主体构成复杂而又多变。
（二）对“国家形象”的双重简约化——从个体意象到群体意象
让我们再次回到“国家形象”的涵义。前文认为，“国家形象”是人们通过不同信息媒介对“国家”这个源像所产生的种种感知、认知、印象或评价等，其必包含形象源像和形象认知主体。作为源像的“国家”之复杂性不言而喻，从实体的器物、国民到虚体的精神、现象，从历史遗产到现实动态，其内容纷繁复杂、无所不包；而形象认知主体则是“人”，从最泛的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应该是形象认知主体。形象“他塑”关注形象认知主体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但如果立论于个体认知，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会出现数以亿计的国家形象认知。这已远远超出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限度。因此，需要运用理论的概括与凝练功能，对“国家形象”及其要素进行简约化处理：其一是对作为形象源像的“国家”进行简约化，将之抽象成一个整体；其二是对认知主体进行简约化，同样将之抽象成整体。对“国家”进行简约化的原因有二：其一，“国家形象”首先是一种国际形象，即是说“国家形象”是以抽象性的主权国家作为分野的，是A国国民对B国的整体性认知，具有国际政治属性；其二，从个体形象生成的过程看，存在一种叫做“晕轮效应”的心理现象，即个体会依据其他国家的某一特征形成对该国的基本意象，并根据这一特征推论、印证该国的其他特征，即是说，他最初形成并所依据的是部分特征或某一具象，但最后却知觉不知觉地将之抽象成一种影响其他认知的整体性印象。另一种更具逻辑性的简约化是对认知主体的简约化：作为认知主体的民众对另一国的整体印象不可能是数以亿计的单个意象之汇集，其必须经过综合与抽象的过程才能为我们所感知；而这个抽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认知主体的抽象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将国家形象化约为一种群体意象——它不是个体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抽象后的“群体”对国家意象的一种抽象。
对“国家形象”的双重抽象是为了研究的便捷。正是由于将国家形象的客体“国家”变成抽象的整体，我们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具体意象中摆脱出来，形成较为统一的整体性认知；正是由于将国家形象的主体（国家民众）抽象成一个整体，才使得千差万别的个体性意象变成可为我们感知的共通性意象——于是，对国家形象及其主体性生成过程的研究才变得可能。
（三）作为社会心理学命题的“国家形象”
对“国家形象”主体和客体进行双重抽象之后，我们得到一个简约化的“国家形象”概念，它是抽象化的群体对抽象化的国家所形成的抽象化的认知或意象，“整体性”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个体心理学已经不适应、不符合我们要论述的形象“他塑”过程，需要一种专门描述“群体意象”的理论——社会心理学来承当这项任务。 社会心理学“关注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的影响”。与个体心理学不同，社会心理学将认知主体放到“社会”的背景下，考察人的认知、情感等如何受他人影响的过程；人的社会属性被放大并成为社会心理学家所要考察的重点。在目前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有几种不同层次的解释路径。比利时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 Willem Doise)提炼出四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水平：(1)水平1——个体内水平，即描述个体如何组织其知觉、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及其在所处社会环境中的行为；(2)水平2——人际和情境水平，它关注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研究对象是某些个体在某种情境中、某个时刻所建立的动力机制；(3)水平3——位置水平，它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境差异，如社会互动中的参与者特定的群体资格或类别资格；(4)水平4——意识形态水平，这是最为宏观、最为社会学化的解释水平，它在实验或其它研究情境中，关注或考虑研究参与者所携带的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
这四种层次的解释水平囊括了从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既是社会心理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梯，也同时适应了不同层次的解释需求。水平1和水平2属于个体层次，“群体”于它们而言只不过是个体的放大，它们属于以个体特质解释社会群体的个体主义，是一种“还原论”。还原论并不适合被抽象化了的“国家形象”描述，我们需要利用更为宏观和“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来为国家形象研究服务。从前文假设来看，只有意识形态水平（群际水平）适合本文的国家形象生成研究，但如果没有群体过程（水平3）的基础性研究，对群际过程的描述也就失去支撑。群体过程的研究以社会表征论为代表，加上群际水平的社会认同理论，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套较为精致的群体意象理论，可以为简约化的国家形象生成及形象“他塑”过程提供理论框架和依据。
三、社会认同论、群体意象与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理论的可能
当我们提及“社会心理”时，早期的理论考察个人认知及行为怎样受到他人在场的影响，其关注焦点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心理动力等问题，如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 Le Bon)、奥地利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人的研究。麦独孤( William McDougall)引入了群体心智(group mind)概念，认为群体心智是真实存在的，它产生于人们的互动或聚合，在性质上不同于个体成员的心智。麦孤独的研究激发了有关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但群体在这里仍然不过是个体的放大而已。直到一种将社会心理视作抽象的、整体性、统一性共识的理论——社会认同论的出现，这种还原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才被超越。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对“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作出了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解读，使得抽象的共识（社会表征）成为该领域的核心话语之一，进一步佐证了社会认同论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为抽象的群体意象研究提供了可能。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社会认同论的逻辑内核及其为简约化群体意象研究所能提供的理论框架和要质。
（一）社会认同的理论逻辑
社会认同论应该是最为简约化的社会心理学范式，因为它将研究基点置于整体性的“群体”，考察“内群偏好”、“外群偏见”及群体认同的规律、路径和机制等。社会认同论的代表学者泰弗尔(H．Taj fel)认为，社会认同(socialidentifications)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论反对以个体特质解释社会群体的还原论，而着重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变动关系以及人类行为的社会维度，其理论假设及推论如下：
社会是由社会范畴( social categories)组成，社会范畴是指人类依据民族国家、种族、阶级、职业、性别、宗教等范畴化的类别进行划分。任何人都同时是不同社会范畴的成员，这些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在的（比如国家范畴、民族范畴等）；人的社会化就是范畴化过程，即人范畴化自我并范畴化他人，范畴化能产生一种增强效应；由于对人的范畴化很少是以公正客观、不掺杂私人感情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自我范畴化的结果就是自我与其他成员相似性的增强，以及自我与其他外群成员相异性的增强，及自我刻板化。刻板化是指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的所有成员均被感知或判断为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别开来。关于刻板化的功能，泰弗尔认为，对个体来说，刻板印象至少具有认知功能和价值功能，对社会而言，刻板印象的功能是社会因果性、社会合法化和社会区分。在分析刻板印象的社会功能时，社会认同论将其与归因联系起来，并将之放在社会表征、意识形态和正统共识的概念背景之下。归因解释与范畴化视角共享相同的假设：人们具有将世界简化和秩序化的基本需求，并让世界是可预测的。归因理论对刻板印象的解释仍然存在一些传统归因理论的局限。社会表征论则克服了这种局限。莫斯科维奇等人认为，社会表征是共享的认知构念，源于日常的社会互动，对于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提供常识性的理解。社会表征论强调锚定（anchoring）过程，即人们会将其所感兴趣的、异质的和不甚熟悉的事物纳入到特定的分类系统。锚定是一种思维抽象的过程，它将不熟悉的事物转换成熟悉的，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我们体验的框架。社会表征概念将刻板印象和规范性信念纳入其中，并强调规范性信念所具有的潜在功能是为相关事件、体验或环境提供理解、解释或朴素的常识性理论。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系统关联的信念、看法和主张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其本质上是封闭的系统，意识形态也界定社会群体，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群体资格紧密相连。社会认同论认为，社会群体被社会表征或意识形态所形塑，它们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群体存在的背景，所以，人们的自我范畴化即刻板化的过程既是他们产生共识性构念、同时也是产生内群偏好及外群偏见的过程。
（二）社会认同论与群体意象研究 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之一古斯塔夫·勒庞曾夸张地将群体心理演绎成整齐划一的群体意象——一种受到群体无意识现象支配的集体心理。后来的研究表明，实际的群体意象要比勒庞描述的复杂得多。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意象研究需符合两个条件：条件一是将“群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条件二是对“意象”的复杂性及其生成规律要有起码的关注。还原论者将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因此不符合条件一；类似于勒庞的研究又忽视了意象形成的复杂性及其机制，又不符合条件二。社会认同论由于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成为较为理想的研究群体意象的理论。
其一，社会认同论是真正意义上关注“群体”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还原论将群体看作是个体的简单聚合，但群体意象不可能是个体意象的简单相加，立足于个体的分析很难获得关于群体意象的本相。心理过程在本质上是简化和评价的过程，对群体意象的研究首先要做到“简化”，否则我们无法认知这个复杂的世界。社会认同论将“群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认为社会群体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满足了我们对于秩序、结构、简洁和可预测性等的需求。社会认同论的范畴化理论将个体及其认知抽象成整体性的集体心理，“满足了人们对认知简约的基本需求”。
其二、社会认同论关注群体意象生成的规律及其对行为的影响。社会认同论虽然抽象了“群体”，但对群体内在的整体认知、特别是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有着详尽的描述。社会认同论将刻板印象视作范畴化的衍伸，描述了刻板印象形成的过程及其功能，并借助于归因、社会表征及意识形态等概念，分析了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困难与可能性，同时对内群行为、集体行为及从众现象等进行了解析。社会认同论摒弃了个体心理机制的阐述，却对个体所依附的群体心理有着详尽的解释，而这正是群体意象研究所需要的。社会认同论是一种研究群体意象及群体行为的理论。
（三）社会认同论与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研究
我们一般很少用“国家意象”指称“国家形象”，主要原因是：从国家的“自我”立场出发，“形象”似乎更接近为一种客观、自为的存在，可以将之理解为客观呈现的精神、面貌或状态；而“意象”则纯属主观心理的范畴。使用“国家形象”一词更符合人们研究的倾向及使用习惯。但从本质上讲，“国家形象”是作为群体的公众对别国的一种集体意象，国家形象生成实质上就是从形象认知主体角度探讨的群体意象生成过程。社会认同论提供了一套简约化的群体意象形成理论，就是说它同样可以被用来论证国家形象生成的机制。
首先，社会认同论满足国家形象研究的简约化需求。正如前文所述，我们需将“国家形象”进行双重简约化，即同时对认知的对象“国家”和认知主体进行抽象化处理。简约化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也符合我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规律。当我们说国家形象是一种“群体意象”时，是基于整体性的分析单元“群体”及其抽象化后的集体意象（而非个体意象的简单累加）的假定，它本能地需要能够解释群体意象形成机制的理论，社会认同论满足了这一需要。社会认同论的理论假定与简约化的“国家形象”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社会认同论的逻辑起点是抽象了的“群体”，而国家形象的认知主体亦是如此；社会认同论关注群体意象（尤其是刻板印象）的形成，而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意象。“社会认同”和“国家形象”这两个分属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由于关注同一个研究对象——群体意象——而殊途同归了。
其次，社会认同论的宏观视阈可以凸显国家形象的“国际政治”属性。本文界定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国家”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国家形象”则是别国公众对本国形象的整体性认知和评价，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国的“国际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脱离不开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国家形象“他塑”过程本然地涉及到主体层次的“集体意象”。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学中，只有社会认同论关注群际层次的集体意象。因为国家形象具有国际政治属性，所以需要宏观的群际视阈的社会心理学予以解释与论证，除了社会认同论，其它层次的社会心理学无法做到这一点。
再次，社会认同论关于社会群体心理机制的研究使得国家形象生成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认同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简约化的分析框架，同时提供了较为详尽的社会群体心理机制的理论——因为它毕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社会认同论对范畴化、社会规范、社会表征、社会比较等的分析以及群体的社会认知过程（推论集合、假设、主题、原型、态度、感知、信息加工、图式等）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群体心理机制。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理论的构建需要借用这些概念术语及论证方式，以实现向形象“他塑”过程的本质性回归。
（一）国家形象研究的范式？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形象研究谱系中尚缺乏一套让自己安身立命的“范式”。在“范式”概念被滥用的学术界，动辄就提构建某某范式，是否真的有必要？在笔者看来，“范式”意识绝不是为了赶时髦或哗众取宠，而是代表着一种理论的觉醒和自觉。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范式，也就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首先，“范式”是国家形象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的标志。“范式”概念已经被严重地泛化，连库恩本人都承认其定义的含糊不清，他后来用“学科基质”( disciplinary matrix)来替代“范式”，但“范式”概念依然被广泛应用。在本文看来，“范式”代表着某一种理论体系或模型，其标志是具有成型的理论硬核和保护带乃至研究纲领，使其自身区别于其它理论。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是从一个初始雏形( model)发展而来，这个初始雏形逐渐生成，经过多种测试和验证，发展成为研究纲领，这就是“成核”过程( nucleation)。目前的国家形象研究更大程度上是其它主干学科或主流学术流派的衍生品或副产品，尚不具备自身的理论体系或模型。要使国家形象研究成为一种理论，需要经过“成核”过程，构建理论硬核，确立国家形象的研究范式。
其次，确立国家形象研究范式意味着一种理论觉醒，是现实层面“国家形象塑造”的需要。理论范式构建的关键是“成核”过程，而理论硬核又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成分。一般而言，范式首先始于形而下层面，即现实问题，当现实问题进入人的意识后对人的思维形成压力，从而产生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W.Cox)所说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理论始于问题意识，并被问题意识所建构；当特定的文化（知识）共同体对问题意识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并形成共有价值或模型之后，理论硬核便形成了。国家形象研究始于典型的问题意识，但学界对形而上的关注明显不足，理论硬核尚未形成，形而上的“符号概括”和形而下的范例应用等都未完成。理论硬核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成分应该是统一、共生的关系。国家形象研究如果没有形而上的反思和理论构建，形而下的形象塑造就会因为没有理论指导而迷失方向；而如果没有形而下的形象塑造需求，也就不会产生问题意识和理论构建的冲动。
（二）未来的研究纲领
遵照建立范式的设想，本文认为社会认同论视角的国家形象研究至少可以作为国家形象研究的范式之一加以确立，该范式可以遵循“问题意识→形而上反思（形成符号概括和共有价值）→形而下应用（范例应用）”的思路，构建较为完整的国家形象理论硬核及理论保护带。在未来国家形象的研究中，我们建议如下：
1.国家形象研究范式确立的关键在于国家形象生成理论的构建，应围绕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这个中心议题而形成国家形象研究的符号概括和共有价值，对“国家形象”完成形而上的思维性概括。如果没有国家形象生成理论的构建，“他塑”过程就不可能实现；而缺乏“他塑”过程，国家形象塑造就是不完整、不科学的。所以，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机制是国家形象理论硬核的核心。鉴于此，我们认为国家形象生成理论的构建需要做到：1、确立国家形象生成过程中主体性认知的主体地位，将“群体意象”理论确认为形象生成的支撑点；2、以社会认同论为主要分析模式，阐释“国家”的被范畴化及以主权国家为分野的群体范畴化过程；3、构建由于范畴化而导致的国家刻板印象形成的机制和模型，进而构建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理论模型；4、分析影响国家刻板印象的相关变量：意识形态、国际社会结构、信息传播等。
我们大致可以将上述第1、2、3条看作是理论硬核，将第4条看作理论保护带。理论硬核的构建过程将是非常复杂、多层次的，其核心是社会认同论简约化的论证方式，但单纯的借鉴并不足以形成国家形象研究自身的范式，还需要将之置于国际政治背景下，融合国际政治学话语体系及信息传播学的话语范畴，兼顾形象“自塑”、信息传播中的形象塑造等议题，将形象客体、形象主体、信息传播之间的互动与形象的主体性生成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立体化的国家形象生成理论模型。
2.国家形象研究的“成核”过程需要不同的“范例”来证明范式的正当性，可以不同类型国家对中国形象生成过程为范例，来建立中国形象研究的“范例群”。范例是具体的题解方式，它合乎范式，甚至可以被理解为“范式”的另一种名称。国家形象研究的“成核”过程需要“范例”佐证预设的理论假设即“符号概括”或“模型”。一方面，国家形象研究范例群的组建是范式构建的一部分，可以进一步证明范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范例，才能回归到形而下的形象塑造层面。本文认为，可以根据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性质、或经济发展水平等分门别类组建不同国家对中国形象生成的“范例群”。意识形态是影响其它国家对华形象认知的最主要变量之一；文化是国家的历史沉淀、现实见证和实践场域，以文化“范畴化”的不同群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复杂多样；经济发展水平折射出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利益诉求并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国家形象中刻板印象的生成是必然的，研究者需要通过不同的范例来探究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刻板印象生成的缘由及其消除之道。
3．国家形象研究纲领的形而下层面是范例的应用即“解谜”过程，我们要将“他塑”落实到“自塑”过程，提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对策。理论硬核最多标志一种理论体系或符号概括的形成，只有当这些共识的符号概括以及范例能够提供“解谜”的过程时，它才能成为一种“范式”。研究者构建分析范式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国家形象塑造出谋划策。社会认同论视角的国家形象研究范式着重解决形象“他塑”的理论问题即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这个难题。但正如前文所述，从“我者”角度出发的形象塑造不可能决定和左右他国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所以形象“他塑”必须依托并落实于“自塑”过程，即所有塑造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决策和举措都得从中国立场出发、由中国行为完成实施。“他塑”犹如一面镜子，它自身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没有这面镜子，行为者就无法给自己很好地梳妆打扮。如果社会认同视角的国家形象研究范式能够提供“他塑”这面镜子，形象“自塑”这个解谜的过程就会变得有效得多。
（作者简介：陈宗权，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成都，611130；谢红，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611130）
收稿日期：2015年2月
（责任编辑：鲁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