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 史明涛
摘要：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为国际金融制度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战略机遇，也为一种开放、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打造带来了契机。金砖国家对于国际制度和体系的包容性改进，对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切入点，本文论述了国际关系体系在权力和制度层面变迁进程的若干特点和条件，提出了关系金砖国家国际制度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制度化安排，使全球治理的福利普惠全球民众，设计正义、共容和开放的国际制度，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15-29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而是历史性和全局性的，它将带动全球性权力从守成大国向新兴大国的实质性转移，并首先从已往的国际关系体系（以下简称国际体系）的变革开始。这场危机不但打破了全球治理自然发展的正常节奏，提升了G20会议的突出地位，而且扩展了金砖国家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空间，从而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推动世界秩序变革进入新阶段。正如西方政要讲的，这场危机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未来数十年，国际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面临巨大的全球性问题之时，世界能否建立起足够大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出第一步。这种变化将不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单向行动，而是国际社会互动合作的共同结果。
一、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制度性举措
在2014年7月的巴西峰会上，金砖五国倡议设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Development Bank; 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greement; CRA)。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推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契机，也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全球治理制度，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复杂无比却难掩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的制度体系里，它们虽然只是初创性制度倡议，却可能昭示着国际体系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变数与新局面。在既有国际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的包围下，另一种可能的、建设性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及其配套理念和规范，正开始从国际社会的边缘逐渐地向中心靠拢。尽管制度升级换代以应对高度全球化世界治理的进程必将坎坷，但是本着耐心、信心和创新的国际制度建设精神，金砖五国有机会开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建设的旅程。
新兴国家的历史责任是参与解决世界秩序的正义问题。世界秩序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根基，但是世界秩序并不必然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没有拥有必要实力及影响力国家集团的组织协调，世界秩序将无以维系；但是，权力支撑下的“秩序”其实是个中性词，它可能保护的仅仅是特殊行为体或集团的“私”序，而非惠及更大范围社会民众的公利。“消极的”秩序能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保驾，而“积极的”秩序则力图将为发展成果更大程度上地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扩散护航。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国际政治任务就是将国际和全球治理的收益普惠全球，设计更加正义、共容和开放的国际制度：在空间上，让更大地理区域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共享全球联动的成果，共担跨国流动的风险；在时间上，则力图使这种治理永续且处于不断升级的国际合作进程中。
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总体而言，主要由雅尔塔政治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金融治理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贸易治理体系构成，而前两者也最为重要。政治治理体系由于两德的统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了国际体系内以美国为首要超级大国的单极结构，加之冷战“胜利”气氛在西方世界的回旋，实际上进一步固化了已有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治理体系。虽然历史上曾有过牙买加体系的改进等举措，但以美国为主导、西方国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从未改变。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总是抱有通过大棒、萝卜和话语等手段推广“普世”价值观和制度以干预和改造世界的雄心。世界的其它地区，大体上则在西方话语和制度霸权的阴影下应对国内外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其中，俄罗斯东欧地区和中国进入转型期，专注于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国内政治经济变迁；中东地区国内外纷争不断；非洲和拉美地区则在内部政治经济及社会动荡中徘徊；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世纪末遭遇金融危机，考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催生了二十国集团组织(G20)。在此过程中，尽管西方七国集团(G7)适时地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及社会治理，俄罗斯甚至成为八国集团(G8)成员之一，但是西方大国主导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在结构上依然如故。
新世纪以来，以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凭借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实力，其影响力开始逐渐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凸显。尽管受所谓“金砖国家褪色论”和“金砖国家威胁论”（及其中国版本“中国崩溃论”及“中国威胁论”）不时干扰，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还是顶住了来自外部不断的政治经济压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也慢慢从边缘开始向中心位移。即使高盛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OrNeill)不发明金砖国家这一针对国际投资进行展望的术语，恐怕这股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也会以其它的制度或者概念方式投射到变动的国际治理中来。在西方通过先发的现代化进程将全世界串联，并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构成方式扩展至全球之后，这是第一次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它们组成的集团能够积累到相当数量的财富和金融力量，并且有机会为全球化的世界书写新的国际治理规则。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主宰国际体系的历史自然远未终结，但人类共同的历史显然迎来了展开新篇章的契机。
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源自西方且主要在西方发达世界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代表性不足等等缺陷进一步显露出来。伴随着新兴国家对于IMF改革进展的失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在经过若干轮次的制度创设磋商之后，在2014年的巴西金砖国家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前者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打破现有货币体系；后者则保障金砖国家自身金融稳定与安全，应对国际资本运作风险，从而提升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尽管金砖国家自身较为低调，将之定位为对现有全球多边及地区金融治理体系的补充，但非西方国家国际治理模式的构建，本身就是对现有以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中心、以G7和经济合作为发展组织(OECD)为议程创设者的国际治理结构的不满。进而言之，它们对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乃至国际秩序的演进都产生了冲击的效应，而对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判断的依据和脉络，就隐藏在新旧国际金融制度互动的空间里面。
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关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有没有可能和国际社会守成国家协作合力，来对现有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社会制度体系进行提升，以求实现更加“积极的”国际秩序，打造一种能够普惠更大范围全球民众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从国家层面而言，担负着全球治理责任的新兴国家需要构建平等互利和亲密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符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体系层面来看，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必然上升为体系层面，越来越多的新型双边关系上升到新型多边关系，叠加的新型多边国际关系不断结构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而一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本身就是全球沟通良性运行的结构性的体系保障；有了制度性和全局性的新型国际体系的呵护，国际信任才能逐步培育，国际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具有根基，世界共同安全与繁荣才有保证。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是新型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推动力，新型国际体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制度稳定器，将它们稳定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开放互动进程中，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普惠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才是可期的。
二、现有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特点
伴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和国家间互动的制度平台也逐渐开始发生置换和转移。G20取代G7/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议程设定和治理机制，金砖国家机制及其他的全球和地区间国际治理制度的爆发性涌现实是国际体系经济结构变化的自然呈现。各个层次多个领域的多元多重国际制度体系之间的互动是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征兆，也是国际体系发生变迁的制度保障。随着全球体系内权力、制度和观念各个领域交互发生的程度不一的调整，国际体系的变迁进程开始加速展开。
所谓国际体系变迁，主要是指国际治理中权力和规则方面发生的变化，这是国际制度变迁和权力变迁的合体。权力变动是比较粗线条的、相对浅层的变动；而规则方面的制度变迁是比较深层的变迁。规则变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国际规则内不同国家权限的变化。第二种是国际规则具体内容方面的变动。第三种则是国际规则的本体意义上的变化，即国际规范层次的改变。它标志着某一国际制度对于其治理机制的正义观或者义利观等方面的改变；或者国际体系构成，例如主要构成行为体和组织结构方面发生的变迁，这是国际社会变迁的最深层变动。当今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具有改进和进步潜质的转型在权力和规则变迁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权力结构的变迁已经由财富从西方向东方的流动的事实所证实，改变IMF份额等制度变革努力固然效果显著，但改变国际金融治理的根本理念和规范，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互惠合作共赢的国际体系，成就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体系，则可以说是当下国际体系变迁影响最为深远的愿景。新兴国家集团包括金砖国家的制度选择，究竟是沿袭既有规范，只追求拥有上升的权限，还是触及最深层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力促权利和规范符合新型的国际道德和义利原则？而如果触及根本性的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甚至国际社会的本源性制度( primary instinltions)，它的表现又有哪些？虽则这些问题的切实答案只有在未来的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得以昭示，但是当下国际体系变迁的一些新特点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特点是世界性制度变迁与权力交替的统一体，而且其变动趋势乃是世界权力与制度体系的大规模重组，而非仅仅是既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小修小补。在国际治理的进程中，仅有制度和仅有权力都不足以维系国际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序。要改变国际制度根本上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是要维持合理的秩序总是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让权力运转在合法和民主的轨道上。在制度的和权力的边缘，或许隐藏着国际关系的秘密，而在制度和权力的交界处，则可能蕴含着国际社会变迁的源泉。制度与权力合力的变革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通则之一，只是存在变革程度大小的问题。本次国际体系变迁的特点之一便是其全球联动性的庞大规模。它不是一种治理制度体系在全球的推广，而是多元多层制度体系在全球、地区和跨区域的互动交融和重新改组；它发生在中美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之下，如同上世纪初的英美之间关系，而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苏争霸关系。尽管有很多的因素不利于中国，但中国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已经是公认的趋势。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新兴国家的集体行为，但无疑背后有着中国的积极努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IMF内外国际治理权限的份额之争，是制度变迁的力量较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国际等级结构中的半边缘力量向中心力量提出的挑战，本质上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它新兴国家集团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及传统西方守成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2014年7月15日，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了“全球态度：透视中美权力转移”研讨会，分析了中国崛起和美国影响力受到削弱对全球安全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学术界特别是政策研究学界的活动是现实国际体系变动的缩影，且常常落后于现实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表明金砖五国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实践进程方兴未艾、鲜活有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及其运行，让金砖五国的合作机制进一步落实，也让不少唱衰金砖的论调破灭，说明这种世界金融话语权之争的深度与速度出乎了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预料。这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交互发展是不容低估的。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常常伴随着政治控制力的提升，国际治理力量的积蓄又总是离不开基础性经济和金融力量的支撑，而问题的关键则是新兴政治和经济力量使用的方式和目标是否能够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治理模式有所超越，更好地满足有效和公平的目标。
国际体系新变迁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出现了更具包容性的新理念。一方面，正如国际规则需要包括经济实力等权力基础的支撑一样，它们还常常受到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观念经过了制度化的努力，便更加长效和牢靠。制度和观念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稳定的，只有发掘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观念，并以其为路线图建构和转化为合适的制度框架，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才有现实性。当前的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义利观的新观念和新思潮。以往的国际经济治理制度在全球经济核心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妥协性，但是对全球经济边缘或者处于危机的国家则推行某种制度性“暴力”，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附加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条件，这种试图通过一元化的制度推广某种自以为理性的、中性的和普世性的标准，以求改造世界的努力，并没有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实现其追求的“民主”、“市场”和“善治”理想。金砖国家倡议的发展与合作理念相比而言更加务实，尽管其制度化和治理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但是相比旧的发展和援助理念，金砖国家倡导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性，尊重文化差异和各色国情的平等包容性，推崇兼收并蓄与和而不同的开放性。“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精神确实是为新时代的新国际关系和新国际治理模式的演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以往霸权、强权和零和治理理念的新思路。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并非想要通过革命式的手段对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强制性变动，它们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好新的和旧的、全球与地区的多元多层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实现国际治理权威适当分配与平稳转移。新的治理理念的制度化任重道远，而新型国际关系和体系理念的出现和推广是国际体系变迁顺利开展的观念和道义基础，这也是此次变革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之一。西方崛起的东方文明基础已经逐渐为学术界所注意，此次国际体系转型中东方和南方世界的治理经验被注入到已有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可能是在当下和未来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核心和最深层变化特征之一。
第三，在当前的国际体系变迁进程中，欧洲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反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局面有可能形成并强化，这涉及到新时期多元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治理规则权限上和规范上的磨合与分化问题。2010年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会否决，实际上再次宣布了美国力图维持金融霸权政策的顽固性和虚伪性。不过IMF的主席宣称赞成将总部移到北京，从侧面说明了欧洲对美国霸权控制的不满。欧洲国家既讲大西洋共同体，也讲金融体系的合法性和民主性。对于这次金砖峰会，美国和英国的智库都十分关注。美国关心的是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国际秩序变化的前景；而英国等国家则探讨中英合作、英国在亚洲世纪中如何与亚洲大国进行交往，以及欧州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这意味着，新兴国家有可能通过开发银行的设立等措施寻求欧洲的支持。战后几十年来，真正对美国金融霸权有意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正是欧洲，但是欧洲在这方面苦于没有合作者，国际金融界又有以色列与美国联手行动，使得欧洲的行动难以取得突破。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可以说是欧洲重新复兴的可能选项之一。
第四，在国际体系大转型的新时期，金砖国家在政治上的“共同声音”逐渐开始与经济合作上“共同声音”相协调。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一样，不同的团体如果能在社会文化间实现契合，那么它们之间的合作会更加牢固。各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治理体系，在现阶段或者未来是否有促进变迁的动力、意愿和资源，如何恰当地把握好不同文明圈内国际制度分与合的限度和边界，这些都是未来金砖国家能够实现和维系长效、公正的治理国际制度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可能根据不同的议题画出不同的圆圈，金砖国家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是属于一个集团，但是在其它的领域可能又同其它国家组成多层多元的制度复合体。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治理区域，它们又分布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多元象限的多种位置之上。尽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多的多样性，五个国家终归是开始走到了一起，起因是经济上的考虑，而目前在政治上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一致性行动。“海牙联合行动”就是例证。乌克兰危机期间，西方七国发表了《七国集团海牙声明》，宣传要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国资格；与此对应，金砖五国外长也发表了一份《金砖五国外长海牙声明》，强调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另外，金砖国家还反对澳大利亚禁止俄罗斯参加2014年11月在澳举行的G20峰会的企图。金砖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这些共识和集体行动无疑将为其未来向更深层次制度安排演化开启先河。
三、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条件
国际体系需要国际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某种相对的有序状态。即使能够实现国际制度替换和升级，由于国际体系变迁常常受到既有国际制度的粘性和路径依赖性、守成国家的权势累积、既有强势观念的推广和塑造等等因素的牵绊，其过程必然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制度置换和转型期。从行为体的角度，特别是国家的视角，要促成国际体系转型，总体而言需要专注于三点：一是经济基础的夯实。没有基础实力的照应，话语和制度会缺少必要的持续跟进能力。二是国际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这是一种造势起势的组织力和联系力；另一方面也是将国际信任向更大范围组织和集团推广来润滑国际合作的吸引力。三是国际制度创新的能力。国际制度创新首先要求国家能够将不同资源串联起来；其次要把多元观念和制度元素进行创造性整合。从空间上看，要能联动不同的制度体系；从时间上看，则要有耐心，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
国际体系变迁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提供了治理制度转型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战争常常是国际制度变迁的契机，但是危机或许只是长时期内制度运转不良的累积所致。渐进的、长周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制度变迁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英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在全球扩散时就开始累积了。疯狂的不受管制的市场是难以为继的，市场总是或深或浅地嵌入社会组织中间，貌似自由的市场经济全然接受资本逻辑的支配。社会愈加脆弱并催生国家（及国际治理）通过再分配体制对市场进行监管，而这个过程常常促成制度不同程度的变迁，以求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全民的福利。新自由主义的制度选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终于难免地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治理领域均是如此，这既是此次国际体系变迁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亦为建设新型国际体系的契机之一。正因为这次变化发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具有国际和国内较为广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意基础，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正当性，易为国际社会接受。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长期危机的威胁，应对这场危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在这个过程中，除了IMF的努力之外，不少国家都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比如，2010年在日本的倡议之下成立的东盟储备基金，规模高达2400亿美元，而IMF则出现了重大失误，在希腊救征方案花费了1100万欧元，实质上影响了对拉美等国家的扶持。国际社会对于IMF在金砖危机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因此，G20逐渐代替了G8。金砖国家迅速崛起，提出了份额重新调整的方案。这个方案被美国否定之后，完善金融体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在此背景之下，由金砖国家出面建立金融稳定机构，重点解决自身的问题，既是顺其自然的，也是积极的，属于包容性增长或者包容性改进的范畴，对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是利好消息，比较容易为世界各国接受。另外，此次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世界相对非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衰落，也为金砖国家构建新型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体系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中美俄三角关系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稳定性变化，这是金砖国家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近几年来随着美国携同其盟国执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的热度降低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这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空前危险。当然，这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困难，特别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当中。而推动互信、开放和透明的新型国际安全体系建设有助于克服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叙利亚危机，后来的“棱镜事件”，特别是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俄美双边关系也进入了历史上的“冰点”。这使得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合作，而且不断增强经贸领域的合作。中俄双方除了双边之间的能源合作、新丝绸之路等合作之外，多边领域的重要合作之一就是金砖五国的金融合作机制。这种合作也维护了中俄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出现目前的中俄热络关系，除了两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目标一致之外，也是由于两国的元首都是政治上的强人以及外交上的高手，他们有很强烈的意愿、能力和艺术来经营目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任何手段，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机制。经营这种稳定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作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了与美国的错位竞争，给美国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避免了中美关系的恶性发展。只要中国的经济引擎运转正常，中美关系就不会进一步恶化，中俄关系也能保持相对稳定，中国就能在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特别是国际制度和体系建设战略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在大国关系中间牵制平衡，像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对国家间均势政治的定义一般。建设互信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才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终极关怀。
第三个条件是印度在金砖国家组织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新兴大国群体中，印度的地位独特。印度不但在当前国际体系变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未来的国际制度变迁进程中具有较大的创新潜力。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印度首先正式提出的战略倡议。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印度在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印度是一个具有战略意志与战略意识的大国，这已经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多次得到印证。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不结盟运动，到G20机制，以及当前金砖五国，都离不开印度的积极参与，展示了印度的战略意志。第二，印度拥有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所不具备的意识形态条件：西方国家认为印度是与它们相近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而中俄不是。在所谓“民主和平区域”里，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可以公然对抗美国，哪怕在核武器问题上对抗也无所顾忌。印度在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上被西方世界认为是自家人，这种“价值观共同体”成员的便利条件，淡化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其经济集团身份，总体上有利于金砖五国的集体性外交活动。第三，印度拥有最富弹性的战略空间和外交空间。印度的外交思维既受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均势外交文化的影响。受后者影响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印度奉行一种可以称之为“三环外交”的外交模式：一环是中俄印机制（在阿富汗等问题上），一环为IBSA机制（印度、巴西、南非），一环是金砖五国机制，这种战略定位使得印度在国际制度群内部处于一种中枢性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建立与印度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关乎新型国际体系的构建大业，印度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四个条件是维持金砖五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增长潜力。据统计，金砖五国占全球人口的42%（30亿）和全球GDP的28%（16万亿）。从2000年至2007年，以金砖五国为主的摩根士丹国际资本公司新兴市场指数增长了270%，而发达市场指数只增长12%。根据博鳌论坛发布的报告，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3%，发达国家经济体为1.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为4.7%，金砖国家平均5.7%。其中，中国为7.7%，巴西为2.3%，俄罗斯1.5%，印度为4.4%，南非为1.8%。根据经合组织2013年报告，2025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之和超过整个经合组织的总和。这些经济硬实力的累积是金砖五国实现制度创新和软实力突破的根基所在。只要金砖五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就会继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就会不断增长，“西方治理”的局面就会被进一步被削弱，世界秩序的变革就会成为现实。
四、关于金砖五国制度建设的战略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发生的大幅变迁和调整，为金砖国家进行国际制度升级更新提供了绝佳的战略机遇。除了有利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可以倚靠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支撑，在结构层面，包括金砖国家集团在内的新兴国家集团还需要通过合法有效的国际制度设计，来实现对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改进。这要求为国际制度提供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和正义观，处理好新旧国际制度之间的衔接和磨合。而从国家行为体出发，金砖国家则需要解决好已有成员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调适，并为接纳可能的新成员国做好制度准备。
（一）在世界秩序的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应当继续推进包容性改进方式，逐步推进IMF体制改革。做出这种战略和政策选择，首先是源于处于建设新型国际体系的理念。从根本而言，金砖国家是在打造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特点是体现平等性、包容性和非对抗性。采取革命的方式并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合适途径。一方面，金砖五国如若选择挑战美国霸权，在现阶段并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美国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另一方面，联合国改革以及世界贸易领域规则的相应改变，也是国际金融治理改革需要考虑到的宏观制度背景，这些制度的改进都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推动。而面对金砖五国中硬实力最强大的中国，其他四国也不会赞成让它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革命性的迅速重塑国际金融治理体系。
其次，金砖五国的金融力量目前还无力与IMF去竞争，而且各国内部也面临种种困难，例如金砖五国的财政赤字水平都比较高，俄罗斯有严重的资金外流现象等等。这种背景下，金砖五国的外交活动多是宣誓性和道义性的行动，有待进一步落实。另外，金砖五国在解决南南合作过程中的协调（比如，各国的关切点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最关心外交，俄最关心军事技术和经济合作，而巴西最关心能源贸易和军事技术）以及与G7之间在G20中进行协作的平衡性等问题上，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
第三，走内部改革之路，除了需要金砖五国宏观政策协调上的运作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业务性问题需要逐步解决。2009年叶卡捷琳堡联合声明中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作了系统说明，金砖五国就应该围绕这个说明提出的原则，进行进一步的相关准备。比如，如何研究相关的法律？如何确定各国的监管标准？如何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监管标准？加强风险管理的机制安排是什么？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推进工作，都需要在多重的制度体系内，通过与多个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以渐进包容性的方式协商展开。
（二）在IMF改制的进程中金砖五国究竟是应该站在前台还是后台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发挥综合性国际组织或机制的作用，而不是由金砖国家担负过多的国际责任和保持过高的外交姿态。第一，在新旧制度的互动和置换过程中，新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旧制度的冲击，至少在理念层面，或者在某种象征意义上是这样。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守成国家的警惕，甚至反弹和敌视也会出现。在新旧交替的进程中，维持新旧制度之间的平衡，就成为保证国际体系变迁进程稳定有序的关键。至于国际责任承担程度和外交姿态的放置，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和情境中不尽相同。在国际金融领域，应该发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心作用，这是解决南北矛盾的基本平台。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综合性平台的统筹作用。第二，金砖五国合作的战略基础还有待加固，例如，它们在国家建设上有多元性，在地缘政治上有差异性；在实力基础上有不平衡性；在价值和社会构成上有复杂性，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分歧性，加之各国内部的经济、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仍很突出，这些具体的国际国内分歧与差异都需要金砖五国团结协作，在互相了解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基础上慢慢消化。第三，金砖五国当前战略议程的定位要务实，不应好高骛远，应专注于踏实推进各个领域内实质性的工作。金砖五国目前主要关注的议程是南南关系内部的特定领域内的合作，它们着重推进的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合作，这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非常有针对性和迫切性，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困难，这是国家建设之根基，是实现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难题。因此，运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手段，努力填补发展中国家每年近1.5万亿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是理性和大有可为的制度倡议。
（三）在吸收新成员国问题上，是采取快接纳还是慢接纳的方式，本文认为慢接纳应该是优先方案。亚太再平衡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战略和制度倡议的出现，说明只要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踩牢欧亚大陆，国家安全与发展就有了基础性保障，而如果和印尼等国家能够在海上遥相呼应的话，那么战略环境便更加有利。所以，条件允许时可以接纳印尼。这出于几个考虑，一是印尼是一个东南亚大国，也是世界人口大国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印尼在我国地缘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是一个战略支撑点，有了印尼，就可以使得南方国家连成一片，影响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地理效果。三是五国机制变成六国机制，还属于国际协调比较可控的范围。但不能再多了，五国内部的协调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随着国家的数量越多，国际合作中集体行动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结论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不仅对于改革既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具有深刻含义，也是国际制度更新换代和新型国际体系构建启程的关键标志。打造开放、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扎实的经济发展和创造性的制度改进，让全球化的成果为更大范围内世界人民分享；另一方面，它们追求这种国际关系进步和国际体系改进的方式是包容和开放的，它们力图通过非对抗性的和平方式来推动新旧国际制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让国际制度更加民主和有效，使国际体系更加正义与和谐。
国内和国际社会制度建设及治理的规模和复杂性不同，但是原理相通。在国内社会，首先，人民需要垄断暴力的利维坦来维持秩序。其次，人民要驯服利维坦自私和掠夺的倾向，让它为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国际社会也是一样。毋庸置疑，国际体系是能够得到治理的，国际秩序是可以有效构建的。在此基础上，现有国际体系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节制国际和跨国层面某些个体、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合理的贪婪与私欲，要通过民主和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控制通过暴力及其它强制手段在国际社会谋利的欲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国际体系既有的守成国家应该一道团结协力，发掘不同文明和地区国际和国内制度建设的智识资源，消解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和一元、线性的世界政治组织理念，为打造民主、开放和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贡献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用辩证和流动的世界观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与现存以西方传统和理念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体系不同，中国、金砖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拥有气质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资源，在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建设中有着较大的作为空间。可以预见，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下，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形成。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史明涛，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奥克兰．1010）
收稿日期：2015年1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