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怀高
摘要：理念决定着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包括：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等。鉴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的发展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和全球经验有助于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中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的政策选择包括：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中国发展理念的总结、提炼和共享是为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道路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发展理念民生优先 国际组织 可持续发展共享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6-0018-29
本文为笔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担任访问学者期间（2013年1月至12月）的研究成果，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朕合国发展报告”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全球治理研究”的成果之一。作者要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托尼·赛奇( Anthony Saich)教授、约翰·鲁杰(John Ruggie)教授、浦山香（Kaori URAYAMA）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张贵洪教授、吴心伯教授对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感谢《国际观察》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理念决定着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的发展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和全球经验有助于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中国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理念。
将中国的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全球共享，对于总结中国发展理念、提升国家软实力、扮演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新角色、增进国内善治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助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形成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减贫成效显著，成功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完成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基础设施改善明显，降低文盲率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亟需总结，以便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二是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中国在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发展理念能够彰显中国的软实力，也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让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的过程，也是中国构建国家软实力和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三是推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将其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中国将可望在国际组织和全球发展议题的解决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四是能够增进未来中国国内善治的实现。中国发展理念在与国际组织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发展理念也在影响中国的发展转型与国内治理。这一互动将是增进未来中国国内善治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概述中国对于全球发展的贡献；其次，分析中国有哪些好的发展理念能够全球共享；再次，阐述中国如何通过国际组织将其发展理念传播到世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最后，指出中国共享发展理念还需自身转变理念。
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及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1979 -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2008 - 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GDP达到了9.18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72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难能可贵。
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体现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上。在距千年发展目标结束（2015年）还剩2年时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中国将有可能在201 5年实现绝大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已经提前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到2015年前普及初等教育、消除中小学教育中的两性差距、降低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等。到2015年，中国很有可能实现如下目标：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
中国有效地致力于自身发展，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而这一点常为西方观察家和批评者所忽视。考虑到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满足中国13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提供教育和就业等，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的巨大贡献。比如，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加速了全球减贫的进程。从1990年到2005年，全球生活在1美元／天贫困线下的人口减少到14亿，共减少了4.18亿，降低了23%。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人口的70%左右来自中国，如果不包括中国，则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5800万人。中国还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政府与巴西、坦桑尼亚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减贫合作协议，共建减贫合作中心，积极共享减贫经验和加快减贫进程。
中国除了通过努力发展自身来推动全球发展外，还积极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2000年以来，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如援建基础设施和工农业生产项目，提供各类物资和设备，派遣专家开展技术合作，派遣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举办人力资源培训等。2000年至2012年，中国提供各类对外援助共计2500多亿人民币。1983年至2012年，中国先后邀请了近11万名官员和技术人员来华参加各类研讨、研修和培训活动，内容涵盖公共管理、经贸、农林牧渔、外交、交通、能源、环境水利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在卫生领域，中国对外援建了40多所医院和30所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了大量医疗设备和抗疟药品，先后向53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中国的一些外援项目已经非常知名，如坦桑尼亚一赞比亚铁路（“坦赞铁路”）、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等。
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中外人士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85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yerere)时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对于中国在非洲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大量投资，非洲领导人表现出非常正面的评价。比如，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 Abdoulaye Wade)于2008年1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与欧洲投资者、捐赠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而且有时带有施恩性质的后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更为适宜。…‘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事实上，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可以让非洲吸取很多经验。”“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西方曾宣扬市场激励的价值，现在该是身体力行的时候了。”
二、中国的五个发展理念
许多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的发展理念简化为“威权体制”加“自由经济”。笔者认为，诸如“威权主义”、“自由市场”等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并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确体现出“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但中国的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这一简单结合，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发展理念。
首先，中国政府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优先解决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民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11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在该纲要中推出了“改善民生十大行动计划”。“改善民生十大行动计划”旨在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鲜明地体现了民生优先的导向。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政府把解决农村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视为最大的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1978年，中国有2.5亿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30.7%。到2010年底，按1274元的扶贫标准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下降到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8%。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以卫生领域为例，中国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条件下，把加强卫生系统建设、改善人民健康放在突出位置。
第二，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合适的市场一政府关系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政策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些“教条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成为各界的共识，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现在，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国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提出新的理论解释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接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其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时确立正确的理念。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制定发展政策上仍扮演着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减贫的一个重要理念是通过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一理念就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就市场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努力发挥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从而战胜贫困。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和工业、在农村地区修建学校等方面。就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在各级政府都设立了由多部门广泛参与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动员和协调扶贫资源、组织实施扶贫工作。比如，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设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国政府还于2011年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从而在减贫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
第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发展模式转型可以帮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顺利地转变为富裕国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一段时期的粗放发展模式，粗放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高污染、高能耗、粗放经营、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弊端。21世纪初，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寻求可持续发展。2003年10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整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中国粗放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科学发展观”提出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地转型升级，推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转型为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正如原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所言，“因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长期的稳定增长，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第四，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是一个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约，而且也是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所有发展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协约。中国的每个发展利益攸关者都必须侧重于其资产的最佳利用，以高效、有效和集体协作的方式行动起来。比如：(1)中国政府部门要制定政策和构建机制以实现发展目标；(2)民间社会组织也应该致力于发展目标议程；(3)私营部门需要传播技术，创造体面就业并以同样方式努力支持发展目标。以中国的减贫为例，中国广泛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减贫进程中去。中国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大型国有企业定点帮扶了481个重点县。中国东部较发达的省、市和地区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区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中国整合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减贫方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比如，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布朗( Mark Brown)在2004年5月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上表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经验是制定并长期坚持有效的扶贫政策，中国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从而确保了中国的扶贫工作能顺利进行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同样值得他国学习和借鉴”。
第五，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在利用国际援助时，在政策选择上注重实用性。中国政府寻求国际援助和投资主要用于补充国内资源，而不是将其作为长期的主流融资渠道。中国在接受外援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主管援助贷款项目的财政部门，还是主管赠款项目的商务部门，都以邓小平提出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有意识地引导外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借助外援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尽管中国是一个正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但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中国对外援助的务实性和不附加条件受到了受援国的普遍欢迎，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斯蒂芬·奥尔森( Stephen Olson)和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就认为，“中国发展援助模式有着无附加条件、讲求时效和执行力强的特点，这受到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好评，中国的发展援助模式也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援助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上述中国的五个发展理念中，民生优先的发展议题解决理念是最为核心的中国发展理念。该理念与西方国家坚持的民主优先的发展议题解决理念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竞争，即所谓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竞争。“华盛顿共识”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zjing Consertsus）的论文，指出“北京共识”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雷默对北京共识的经验概括为三方面：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创造一个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模式；坚持自主。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竞争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选择，而且中国的民生优先等发展理念将在这一竞争中得以检验和完善。
三、将中国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的政策启示
鉴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借鉴中国的发展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组织的中立地位，它们对国际规范、标准和公约的推动，它们的全球经验和专业知识，都对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的推广极具意义。在笔者看来，中国借助国际组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的政策选择包括：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
第一，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如果中国要成功地将其发展理念和经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就必须讲述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从而能够让世界感兴趣。未来中国可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讲述好以下两个发展故事。中国“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作为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故事。“五位一体”发展故事的内容是：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五位一体”发展故事的精髓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借鉴的“可持续发展”故事。中国建设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可作为一个新的中国发展故事。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如何推动经济开发区的快速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可以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从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出发，讲好中国建设经济开发区的新故事。比如，故事的内容可包括：中国的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的设计和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区管理模式、激励体制的设计和实施、关税和贸易便利化、技能开发和公私合作关系等。
第二，与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联合国和其他发展类国际组织是中国开展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已经与联合国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国际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以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可以尝试开展以下三方面的合作。一是中国可支持发展类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设立“中国发展工具箱”（以下简称“工具箱”）。这一“工具箱”将主要包含那些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的成功的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借助这一“工具箱”，发展中国家将能快速便捷地获取中国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比如，该“工具箱”可放人中国减贫治理的经验，中国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完成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覆盖的做法，中国的社会救助救济方式，中国的基础设施改善经验，中国降低文盲率的途径等。二是中国可与发展类国际组织合作设立“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下简称“知识中心”）。设立“知识中心”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全球发展网络，以促进中国和国际组织围绕全球发展议题加强合作，并向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中国发展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三是中国可与相关发展类国际组织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设立“中国发展基金项目”。比如，中国政府可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考虑设立一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项目”旨在资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资助非洲等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国际学者。
第三，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中国作为一个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发展中大国，理应在设置全球发展议程上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上的话语权欠缺，无法与中国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相匹配。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应该调整其对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消极态度，努力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目前国际社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2015年后发展议程”（以下简称为“2015年后议程”），以补充或取代即将于2015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据统计，有120个国家的5000多家公民社会组织，30个国家的250家公司，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运动、学者专家等参与了联合国的专题咨询行动。与国际社会围绕“2015年后议程”的热烈讨论相比，迄今为止中国对“2015年后议程”设置的重视度不够，参与度不足。中国需要积极参与“2015年后议程”的讨论，尽早确立一项相对全面和前瞻的“2015年后议程引领设置战略”，积极引领主流讨论并尝试纠正其不良倾向，以避免出现“前期参与不足、后期反对有余”的尴尬局面。中国的“2015年后议程引领设置战略”的核心是引领确立一项以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015年后议程”，并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通过引领“2015年后议程”的设置，可以学习和积累经验，并把中国的发展理念融人国际发展规则的制定和议程设计中，从而在未来的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全球范围的公益性事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富发展潜力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已被广泛视为一个参与国际发展的独立行为体，它们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扮演着以下重要作用：为社区提供教育、医疗、女性生殖保健、农业扶持和食品安全、金融服务和商业支持等方面的服务；为当地社区和机构带来独特而专业的发展知识和“在地化”的发展经验；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传播发展技能和知识；推动政府机构和官员增加透明度和责任心等。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欠成熟。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欠成熟和弱势使得它们很难为全球发展合作贡献出有影响力的理念或建议，要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和加强它们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需要实施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需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和“对话关系”。就“伙伴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把中国非政府组织视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平等伙伴。就“合作关系”而言，中国政府需要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海外项目提供必需的资金，让非政府组织能够开展它们的海外活动；中国政府也需要在能力建设方面扶持中国非政府组织，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构建有利的成长环境。就“对话关系”而言，中国政府需要倾听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方面的建议，并将非政府组织的好建议反映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
四、共享发展理念还需自身转变理念
当前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外交”，中国外交的议题也更加重视发展议题。中国外交的宗旨正在由过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将中国的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能够强化中国的“发展外交”的力度。
在笔者看来，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意味着中国亟需转变思路，即从以前的“世界能为中国发展做什么”转变为今后的“中国能为世界发展做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是从国际组织学习国际规则和治理理念。如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36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累了一些理念和经验，如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的转型升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等。中国的上述发展理念和经验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既是中国构建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也是中国为全球发展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
“中国发展理念的全球共享”并无在全世界推广“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观意图，而是主张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普世”价值，但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简单地复制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鼓励它们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恪守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奉行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尊重受援国自己独立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
在将中国发展理念通过国际组织让全球共享的过程中，不必讳言中国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和难题。中国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在其发展道路中还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在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发展理念时，也将共享中国是如何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这种应对发展挑战的理念共享可以让中国的发展理念更贴近现实，从而让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
中国发展理念的总结、提炼和共享是为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道路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推动中国在全球发展类议题的解决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4年6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