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路
古田会议是建党建军史上光辉的里程碑，它像光芒万丈的灯塔，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隆重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光辉历史，搞清楚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个细节，对于我们深入探寻历史昭示今人，透彻领悟和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月来信”与中央特派员
1929年春季，蒋桂军阀混战爆发。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已转战赣南的“朱毛红军”二度入闽，乘势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当红四军前景“胜似春光”的时候，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从上海发出的指示信，俗称“二月来信”。由于交通梗阻，这封信迟到了近两个月。
“二月来信”是根据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演说精神写的，信中指示：为保存实力，朱毛红军应把队伍分散藏匿于群众中，并要毛泽东、朱德两名红军领袖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以隐匿红军的目标：
看罢来信，毛泽东猛烈地大口吸烟，气愤地说：“太悲观了，这是取消主义，瞎指挥！我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了复信，措辞强硬、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进而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明确表示：面对目前斗争形势，红军不仅不应当分散，而且各部应聚集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队伍。
由于红军部队的抵制，中央的分散红军的错误策略没有执行。然而“二月来信”中的一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的观点，却在红四军广大官兵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日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而恰在此时，一位中央特派员辗转来到红四军，他就是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留学归国的刘安恭。刘安恭是朱德的四川同乡，早年一起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他到任伊始，就被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一跃而为居于陈毅之上的第3号人物。
据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等人回忆，刘安恭是带着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二月来信”来到红四军的。他完全以“钦差大臣”自居，不问红军的实际情况，夸夸其谈，到处发议论、作报告，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主张“长官说了算”，“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他在主持第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竟然大胆地做出一个非常离谱的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关于建军原则的三场大争论
以刘安恭挑事为起因，古田会议之前，在永定的澎雷、上杭的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和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接连发生三场激烈争论。
永定湖雷是一个偏僻寂寞的小山村，1929年5月底红四军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发生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关系及设置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红四军最高决策机构是前委，即“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其下属的军委是红四军最高党部，两套班子，实为一套人马。战事频仍之际，为了机断指挥，曾一度撤销了军委。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根据我们目前的状况，前委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军队，而军队又处于频繁作战和经常转移的境地，这就需要前委给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挥，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刘安恭“分权主义”的错误，斩钉截铁地说，“依我看，前委之下暂时还不必要设立军委，现有的临时军委也可以取消”。刘安恭一听要取消临时军委，激动地站了起来，指着毛泽东，盛气凌人地说：“我不同意老毛的意见，就我了解，前委在四军管得太多了，权力也太集中了，你老毛简直就是书记专政，搞的是家长制。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设立军委来约束前委，健全四军党的组织制度。”刘安恭的发言掀起轩然大波，会场上议论纷纷，赞许之声和反对之声形成针锋相对之势，双方越争越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下半夜，会议不欢而散。然而，争论还在继续，并且蔓延到了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
6月8日下午，红四军在上杭白砂早康村“东洋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刘安恭又一次向毛泽东发难，硬把红四军领导人分成“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并直接挑明：“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他擅自拒绝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他采取提交意见书的方式，提出了四条具体意见，尖锐地指出：目前红四军在党的领导、支部作用和党员权利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成了根本问题！毛泽东忍无可忍，放言辞职：“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最后在投票表决中，会议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临时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毅担任，刘安恭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然而争论却继续扩大。
为了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各种错误思想，1929年6月22日，趁三克龙岩有利时机，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召开。会议由陈毅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年仅28岁的陈毅力争统一党内意见，停止争论而不致分裂，但随着刘安恭等人“大家努力来争论”的号召，争论进一步扩大、升级。陈毅好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不断地提醒：“同志，请注意这是党的会议，不是骂大街！”“这样争论不好，影响团结……”
“七大”受到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实际影响，错误地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选举结果出人意料，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潜行上海滩与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到地方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朱德率部队出击闽中以打破敌人“三省会剿”；陈毅则远赴上海向党中央全面汇报红四军情况。患难与共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第一次出现短暂分离。
8月26日，一身富商打扮的陈毅抵达黄埔江租界码头，在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的胞兄和堂兄的接应下，安然通过了盘查极严的关口。陈毅不曾知道，就在两天前，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央农委书记彭湃、军委书记杨殷以及陈毅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等多人同时被捕，在龙华英勇就义。上海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陈毅更不曾知道，就在他动身来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已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执笔的指示信——“八月来信”。可惜的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封信并没有到达红四军，而是被粗心的工作人员装错了信封，张冠李戴，被误当作1929年8月20日《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指示信》，秘密送往信阳了。直到1982年，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学者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才无意中发现这一错误，后经权威认证属实。
也许，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中央“八月来信”的不意丢失，更注定了陈毅上海之行和中央“九月来信”的历史贡献。
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专门听取了陈毅的详细汇报，主持汇报工作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同时兼任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复杂的时局中独具慧眼，把红四军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对于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格外关注，尤其对毛泽东所创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制度及红色政权理论深表赞同。
9月1日，遵照中央要求，陈毅凭惊人的记忆力秉烛疾书，呈报了五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
无论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陈毅力求客观、公允、准确，特别指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充分凸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襟怀坦荡、磊落无私的思想品格。经中央领导人一致推荐，陈毅书面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在最权威的军事刊物《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还加了编者按。
中央组成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间，周恩来、李立三多次到陈毅住处长谈。有一次，李立三问陈毅：“说实话，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加思索：“我不如他。”又说，“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造成了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这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李立三和周恩来相视而笑，对陈毅暗暗称赞。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周恩来明确指出了红四军“七大”政治上的错误，责令刘安恭立即返回中央。并代表中央郑重宣布：要巩固红四军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中央指示信在周恩来授意下，陈毅健笔如飞顺利完成。9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签发，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明确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
汀州重逢与新泉整训
陈毅赴上海之际，红四军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争论不休，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
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小镇与朱德久别重逢。两位老战友推心置腹、彻夜长谈，达成共识：“我们要向老毛承认错误，把他请回来。”陈毅三次致信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请他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军再次占领汀州古城；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沿着弯弯山路，急匆匆从上杭蛟洋赶赴汀州，于暮色苍茫中，三位老战友久别喜重逢。三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毛不分家呵！”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大部队开赴连城新泉，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主持政治整训，朱德负责主持军事整训。“新泉整训”始终贯彻一个宗旨，围绕一个目标：党管军队，努力锻造红四军政治更加坚定、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文明。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将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新增加两项注意：“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新泉整训，极大提高了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水平，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移师古田召开盛会
新泉整训的最后一个傍晚。朱德从演兵场回来，一边擦汗，一边对毛泽东说：“我想去泡泡温泉，消除一下疲劳。润之呀，这几天可把你累坏了，天天写材料，你也去放松一下吧。”
难得一个幽静而充满诗意的夜晚。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等纵队一级的司令员、党代表们在新泉一洗满身征尘。
突然，一骑红尘飞驰而来，马上的女子是中共长汀县委委员傅维钰。她扬起手中闽西特委“十万火急”情报，冲着浴场高声喊道：“军情紧急，还有这般闲心洗什么澡哟。赣军金汉鼎部已经扑到长汀城，距离新泉只有60里了……！”
女将飞马冲向浴场，惊起一池将帅。毛泽东摇头叹息：“诗意全无，诗意全无哟！”
大家回到毛泽东住处，商讨应敌之策。毛泽东镇定自若，遥望远山，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移师上杭古田，古田是一个好去处，正好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抓紧时间，安安稳稳地开它三二天会，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把我们从下井冈山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作一个系统的总结，以利于我们以后的发展。”
1929年12月12月20日傍晚，红四军大队人马4000余人整齐有序地进驻古田小镇。
12月26日，又是一个孤灯只影的不眠之夜，毛泽东时而凝神静思，时而奋笔疾书，直到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最后收笔。毛泽东推窗眺望，天边已微露黛青色晨曦，这才蓦然记起刚刚过去的一天正是自己本命年的生日，人生已走过风风雨雨的36个春秋啊……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乡溪背村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它被历史定位为建党建军的里程碑、军魂的奠基石。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特别强调选举一定数量的青年代表、战土代表和军事干部代表。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前委领导成员共同主持了大会。陈毅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做过开场白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分别致祝词。然后，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展开热烈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作主题报告，成为古田会议压轴的经典大戏。毛泽东站立在主席台前，声音坚毅自信，慷慨激昂：“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党指挥枪……”
大会气氛热烈，空前和谐团结，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洋洋2万言，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十二个字：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铸就军魂。《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性文献，在它的光辉指引下，中国红军从此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真正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