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对待诗词注解

作者:汪建新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2-12-23 阅读量:0

“《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本意是对《诗经》阐释不易统一。后世文论家将其演变成“诗无达诂”,指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解析和感触。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读者如云,但毕竟是古典风格,难免见仁见智。毛泽东熟读诗论,深谙此理,对于各种注解和评论,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基本不予置评。发现自己诗作被误读曲解甚至错讹,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他通过作批注、改校样、写回信、答疑问等方式,对自己诗词的字词句篇作了不少自注自解。这些注解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准确解读、欣赏、研究毛泽东诗词提供了珍贵史料。

主张诗不宜解死

1975年7月的一天,芦荻给毛泽东读了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很难解,历来众说纷纭。芦荻请教毛泽东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优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那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刘大杰时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毛泽东对待古典诗词的这一态度,显然受到“诗无达诂”的深刻影响,主张不要解死,可以存疑。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也不主张过多注释,给读者留下更多自由的想象和创造空间。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要不要出一本统一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后,几个编辑写了一个注释本,毛泽东在书稿上批了几行字:“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1971年冬,长沙的许多单位请周世钊去作学习毛泽东诗词辅导报告。次年,他见到毛泽东时谈及此事,毛泽东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长沙有人请你去作我的诗词报告,你就积极地去。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

我有说明的责任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不仅亲自选定诗集篇目,而且逐一进行审定,给作品定题、标注创作时间、修改诗句。1973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全部诗作抄写一遍,他一一核对校正,然后让工作人员再抄一遍,又再次核对。如此这般,反复多次。1973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谈到对自己的诗“有些注解不对头”时说道:“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毛泽东的感慨,表露出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笃信“诗无达诂”之理,另一方面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

1957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时,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不提倡年轻人都学写古诗,同样也担心他们读不懂古诗。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读到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发现有些注释不正确,他在书中天头、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处,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等作品,写下12条1000余字的批注,其中有言:“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毛泽东诗词传播到国外,但翻译是个难题,比如,误将“黄洋界上炮声隆”翻译成“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令人啼笑皆非。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其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作品的对外传播。

对曲解着力纠正

1945年11月,《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各种解说层出不穷。而国民党御用文人又是撰文,又是赋词,极尽歪曲之能事,污蔑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45年12月29日,他在致黄齐生的信中写道:“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1957年《诗刊》发表《泌园春·雪》,毛泽东解释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对周世钊说道:“《沁园春》一词,只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不大行,或略输文采,或稍逊风骚,但并没有说明谁是行;至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并没有说明今朝有谁行,指个人也好,指群众也好,指无产阶级更贴切。”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该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的自注自解,为正确理解这首词提供了一把钥匙。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但人们对该词所写景事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出现不同意见。1962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毛泽东《词六首》,郭沫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他为说明毛泽东诗词虽人人爱读,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以自己对《娄山关》认识过程为例,在文中持“两次”之说,并将清样送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认为解释不合本意,将其删掉,又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近600字的“一次”之说,最后坦言:“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不巧,《人民文学》刊出的仍是郭沫若的原稿。1964年1月27日,在答复《毛主席诗词》英译者问时,毛泽东又再次重申了“一次”之说。毛泽东的《改文》直到1991年12月26日才在《人民日报》刊出。

为读者解疑释惑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之后,他把词作寄给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或许黄老不擅长游泳,对“极目楚天舒”颇为不解。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明道:“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1958年,毛泽东“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随即他致信胡乔木,要他同《人民日报》商量发表事宜,写道:“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作品发表后,他的老同学蒋竹如对“坐地”“巡天”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专门对此作了解释:“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蒋竹如得知后,为毛泽东非凡的诗词想象艺术深深折服。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写了《七律·登庐山》。9月下旬,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写信问候毛泽东,同时请教诗中“九派”和“三吴”的含义。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写道:“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信询问的问题,毛泽东郑重其事地予以答复,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作品解释的严谨和对读者的尊重。